徐伯昕，（1905-1984）
原名徐亮，笔名徐吟秋、徐味冰、赵锡庆。1922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1926年协助邹韬奋承办《生活》周刊，宣传进步思想，真诚热情地为读者服务。"九一八"事变后，他和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用文字和图片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

很多人只知道他是邹韬奋的“黄金搭档”，却没看清他才是《生活》周刊的“幕后操盘手”——那个把一份内部赠阅的小刊物，做成全国发行量15万份的“国民刊物”的男人 。1926年邹韬奋接主编时，周刊印数才2800份，徐伯昕攥着发行清单，连夜跑遍上海的报摊书社，把“读者信箱”的回信亲自送到投稿人手里，有人收到信时惊讶得说不出话，“你们真的会看啊？”他咧嘴一笑，“不看信，办什么刊物？”这份较真，让《生活》成了民国读者的“精神娘家”，读者来信从每天几十封堆到几百封，他和邹韬奋常常熬夜拆信，把失业求助、求学困惑、抗日建议都变成版面上的文章，连鲁迅都称赞“这才是真为大众办的刊物” 。

“九一八”的炮声炸响，他连夜排版，把日寇屠城的照片放大到封面，配着邹韬奋的檄文，那些血肉模糊的画面让无数读者攥紧拳头，有人看完直接报名参军，有人寄来银元支持抗日。国民政府下令删稿，他把审查员圈掉的句子改成“此处被狗吠声掩盖”，照样印出去；特务上门查封，他把印刷机藏在书店夹层，第二天换个笔名接着出，气得当局骂他“油盐不进”。他哪是油盐不进，是心里装着四万万同胞——那些在东北雪地里冻饿的难民，那些在上海工厂里忍辱的工人，那些在课堂上偷偷读《生活》的学生，都是他不能放弃的理由。

1932年他和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把“为读者服务”刻在门楣上 。别人卖书只讲利润，他却在店里设“读者休息室”，免费提供开水和报纸，还帮偏远地区的读者邮寄书籍，邮费常常自己贴。抗战爆发后，书店成了“抗日联络站”，他冒着被抓的风险，把《论持久战》《新华日报》藏在《三国演义》《红楼梦》里，送到沦陷区；有次被特务盯上，他抱着一箱进步书籍从后门跑，摔得膝盖流血，爬起来第一句话是“书没湿吧？”。邹韬奋1944年病逝，他在苏北的油灯下写入党申请书，泪水滴在纸上，“我要替韬奋把这条路走到底”，那年他39岁，终于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

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创办《民主》周刊，郑振铎当主编，马叙伦、周建人等26人当编委，每期都骂独裁、喊民主，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他却笑着说“能被他们恨，说明我们做对了” 。1947年他转去香港，把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成“三联书店”，让进步书籍通过香港源源不断运往内地，那些藏在行李箱里的《资本论》《鲁迅全集》，成了黑暗里的火种。1949年他出席政协一届会议，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口袋里还装着当年读者的一封求助信，他知道，那些曾经的期盼，终于变成了现实 。

建国后他成了新华书店第一任总经理，手里握着全国图书发行的命脉，却没给自己谋过一点私利。有人想通过他插队买书，他直接拒绝，“读者不分高低，都得排队”；他亲手搭建全国图书发行网，让新疆、西藏的牧民都能读到《毛泽东选集》，有人说他“太较真”，他却反问“文化不送到边疆，还算什么新中国？” 。后来他转做统战工作，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依然保持着出版人的习惯，开会时随身带笔，把委员的建议都记在本子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藏着他对民主的坚守。

现在很多媒体张口闭口“流量为王”，标题党、八卦文满天飞，读者来信早就成了“历史名词”。对比徐伯昕，他们缺的不是技术，是那份“把读者当亲人”的真心。他没留过洋，没获过奖，却用一本周刊、一家书店、一生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媒体人，从来不是追着热点跑，而是迎着民心走。那些深夜拆信的灯光，那些藏书的夹层，那些流血的膝盖，都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温暖的注脚。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