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达君安徽宣城（今宣州）人。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经济系。曾任苏州女子职业中学教师、上海慈善难民收容所主任、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主任、东方联合营业公司副经理。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任第一、二届理事。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很多人看他的履历，只觉得是一串平淡的职务，却没看到每个职务背后都藏着烽火岁月里的热血与担当。1938年上海沦为“孤岛”，他和老同学赵朴初在慈愿难民收容所扎下根，别人躲着战火跑，他却迎着难民潮上。28个月里，他们收容了近千名难童，那些瘦得只剩骨头、眼里却闪着光的孩子，成了他拼尽全力守护的希望 。最惊险的是1940年，他把230多个孩子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为了避开日军岗哨，他扮成商人，把孩子分成小队，深夜从苏州河码头偷渡，每一次目送小船消失在夜色里，他都攥紧拳头，生怕哪个孩子出意外。有人劝他别冒这险，他只说“孩子是国家的根，根断了，国就没了”，这话朴素得像泥土，却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有力量。

他的工商职员贷金处更是救了无数家庭的命。1940年代初，上海物价飞涨，工厂倒闭，无数职员失业断粮，他顶着日伪压力，把贷金处办成了“救命站”。贷款不问出身，不分党派，只要是走投无路的职员，凭工作证明就能领钱，很多人靠着这笔钱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他自己却常常口袋空空，有次为了凑贷金，把父亲留下的怀表都当了，妻子抱怨他“不顾家”，他红着眼眶说“千家万户都顾不上，哪来的小家”。这种把别人的难处扛在自己肩上的傻劲，现在多少打着“慈善”旗号的机构能做到？

更让人佩服的是他藏在西装革履下的红色信仰。1939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却以东方联合营业公司副经理的身份周旋于日伪和国民党之间，没人知道这个出手阔绰的“梅老板”，其实是地下党的“粮草官” 。他创办大众出版社，悄悄印刷《毛泽东论文集》《论政党》这些革命书籍，那本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论文集》，后来被证实是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之一，多少进步青年就是靠着这些“禁书”找到了救国的方向。他还利用职务之便，为新四军筹集药品和经费，有次药品被日军截查，他硬是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镇定的气场，谎称是“医用实验品”，把药品安全送到根据地。这份胆识，哪是“文弱书生”能概括的？

1945年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不是为了捞政治资本，而是真心想为民主发声。他联络马叙伦、周建人等26位同仁，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宣告民进成立，签名时他毫不犹豫写下自己的名字，排在第13位，这个数字成了他一生追求民主的印记 。1949年出席政协一届会议，他和600多位代表一起制定《共同纲领》，投票选举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想起那些死去的难童、那些领到贷金的职员、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书籍的同志，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他知道，这太平盛世，他们没有白等 。

建国后他官至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却从没摆过官架子。有次去工厂调研，工人给他递茶水，他接过杯子就喝，还和工人坐在地上聊生产，吓得随行人员赶紧拉他，他却笑着说“我本来就是工人的朋友”。他一辈子没留下什么财产，却把“实干为民”四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对比现在有些干部，开会时满口为民，行动上却只顾自己，梅达君的纯粹，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多少人的虚伪。

现在很多人谈爱国、谈奉献，总爱喊口号，却忘了真正的奉献藏在一个个具体的行动里。梅达君用一生告诉我们：英雄未必都要上战场，在难民收容所里守护孩子、在贷金处里救济百姓、在敌人眼皮底下传递信仰，同样是伟大的战斗。他没留下惊天动地的事迹，却用无数个“小事”，温暖了一个时代。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