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璜（1895—1986），别名张凤举，江西南昌人。
1910年张定璜15嵗[suì]随兄长张定璠(辛亥革命敢死队军官)进入南昌陆军测绘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从此投戎从笔走上儒家之路程。他是语言奇才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1930留法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1920年代是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与作家,并翻译不少日英法文学作品。1940年代主要为教育部与中央图书馆作古籍，教育，报刊等等工作。

很多人只知道他是语言天才、大学教授，却鲜少有人知道这个戴金丝眼镜的文人，15岁时曾背着测绘仪在南昌街头奔跑，身后跟着扛枪的兄长。测绘学堂的沙盘上，他画得最准的是南昌城防图，可心里装的却是《论语》里的“士不可以不弘毅”。兄长总骂他“书呆子气”，他却在毕业前夜把兵书换成了《庄子》，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这一转身，就从铁血军营走进了文学殿堂，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文武兼修”的知识分子。

他的语言天赋，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他把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翻得比日文原文还带劲，连日本教授都拍着桌子喊“妙”；35岁去巴黎索邦大学，别人还在啃语法书，他已经能用法语和教授辩论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一口流利的巴黎腔让同学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最绝的是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课，他能用日语讲《源氏物语》，用英语背雪莱的诗，用法语唱《马赛曲》，最后再用南昌话讲《红楼梦》，台下女学生听得眼睛发亮，连鲁迅都笑着说“凤举这张嘴，能把死人说活” 。

1925年那篇《鲁迅先生》，让他在文坛一战成名。别人写鲁迅，要么捧上天，要么踩下地，他却坐在八道湾的老槐树下，一边喝着绍兴酒，一边说“鲁迅是一棵奇树，根扎在传统里，枝桠却向着天空”。他把鲁迅的小说比作“带着血的刺”，既扎痛了社会的脓包，也扎醒了麻木的人心。这篇评论刊登在《现代评论》上，鲁迅看了，默默在日记里写“凤举知我”，第二天就提着一坛酒去北大找他，两人在教员休息室里聊到深夜，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

可他最让人佩服的，不是文采，是骨头。1945年日本投降，他作为教育部驻日代表，第一个冲进日本帝国图书馆。看着书架上贴着“战利品”标签的中国古籍，他气得浑身发抖，用日语吼道“这些是中国的东西，必须还给我们”。日本馆长阴阳怪气地说“要拿可以，先填申请，等审批”，他当场拍碎了桌上的茶杯，指着馆长的鼻子骂“审批？你们抢的时候怎么不审批？”。不到两个月，他硬是凭着一张嘴、一支笔，追回了3万多册古籍，装了整整20个木箱运回上海。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了”，他却红着眼睛说“每一本书都是祖宗的血，少一本都不行” 。

他这辈子最不爱提“贡献”二字。在北大教书时，他把稿费全给了穷学生，自己穿着打补丁的长衫；翻译雪莱的诗，他逐字逐句核对，连一个标点都不肯放过，译稿改了七遍，最后却把署名让给了年轻同事；整理古籍时，他趴在桌上抄录到深夜，油灯把手指熏得发黑，却从不说累。有人说他傻，他却笑着说“读书人的本分，就是守住文脉，别的都不重要” 。

现在很多学者，会三国语言就到处炫耀，发表几篇论文就自称大师，可真要让他们去追回流失的古籍，去为学生垫付学费，去为一本译稿熬七个通宵，他们早就躲得远远的。对比张定璜，他们缺的不是才华，是那份“投戎从笔”的担当，那份“守住文脉”的执念。他没当过什么大官，没写过什么畅销书，却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躲在书斋里的摆设，是民族文化的守护者，是文明火种的传递者。

那些沙盘上的城防图，那些深夜里的译稿，那些木箱里的古籍，都藏着一个文人最硬的风骨。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