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期间唯一能与毛主席平起平坐的大人物，后来为百姓放弃官职，晚年甘愿去当锅炉工！
1968年春末，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会场里，一位身着蓝布工装、胸前别着代表证的炼钢工人引起了注意——他就是后来被写入简报、与最高领袖同得全票的王百得。谁能想到，两年后，他将主动离开市委高位，再一次站到烈火炽热的炉前。
回溯二十年前，1951年，19岁的王白旦踏上太原站台。大背篓里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和娘亲塞的红薯干。他投靠在电业局任职的哥哥，求了个在太钢见习的机会。炼钢车间粉尘弥漫，炉温动辄上千度，多数新工人干不过三天就打退堂鼓，王却一声不吭地熬了下来。师傅常夸：“这小子能蹲炉口一夜不眨眼。”
一五计划启动，苏联专家带来全套设备和教学图纸。1953年，山西、东北、大连等地的特殊钢建设进入白热化，组织决定从各大钢厂抽调青年骨干北上支援。王白旦技术考核第一，被列入赴齐齐哈尔新厂的名单。那座被誉为“北方之冠”的特殊钢基地，昼夜轰鸣，炼炉熊熊。他从七级干到八级，带班组完成一次又一次高难度冶炼，年年登厂部红榜。

1959年春，他在高温厂房外举右拳，宣誓入党。从此，他的名字常与“劳动模范”“红旗炉长”一起出现在通报里。按规矩，党员满七年方可被推选为党的代表。正好赶在1968年中央确定的“九大”名额考察，北满特钢翻遍花名册，发现只有王白旦符合“党龄七年以上、仍坚守炉前”的双重条件。厂里几乎没费犹豫就把票投给了他。
进京之前，一位老政工干部提醒他：“上北京，可得收拾体面些。”可他依旧留着一身灰白工作服，只是把袖口缝了新的边。没想到，这朴素装束反倒让他在代表中分外显眼。大会推选中央委员时，工业系统需有人发声，王便被列入候补名单。当唱票结果报出，他竟与毛主席同获全票。会场响起掌声，他却低着头抠手心，像等钢水出炉时那样紧张。
名字也在会场改了几轮。起初大屏幕上打出“王白旦”，有人觉得“旦”字太俗，提议改“早”。又有人说，日头初升虽好，却缺了点厚重。最终，一锤定音——“百得”，寓意百事可成。此后，齐市的日报整版报道：“我市工人代表王百得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风光并未持续太久。进入七十年代后期，地方调整干部，王被任命为市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文件下达那天，他回家与再婚妻子于淑彦商量。她是印刷厂党支书，刚强能干，又懂他的脾气。王却只说：“炉子那边缺人。”妻子瞪他一眼：“你现在是副书记了，得给全市工厂抓生产。”王笑笑，并未多辩。
八个月后，因一次设备事故的追责，他被暂停职务，接受审查。三年的漫长等待，他没有请托，也未递任何申诉材料。组织最终提出两条路：留任他处或回厂。王的回答只有一句，“我还是回炉子边吧。”九个字，敲定了此后十三年的夜班生涯。
1982年5月，55岁的王百得站在电弧炉旁，脸颊被火光映得通红。老工友悄声议论：“中央候补委员，怎么又回来烧炉？”他哈哈一笑，掀起袖口就去量钢水温度。那一年，他的女儿因病离世，次年独子遇车祸。巨大的悲痛并未让他停工，他把更长的时间留给轧钢机的轰鸣，仿佛只有钢水的嘶吼能掩住内心的空洞。

企业改制潮起时，他正好到点退休。1995年深秋，车间举办简朴欢送会，他领了一只保温茶缸，一张奖状。老厂长敬他一杯酒：“老王，这一路你真苦。”他摆手：“钢是好钢，咱就没白炼。”此后，王留在厂区宿舍，把所有积蓄给了孙女上学，自己去供热站做值班锅炉工，日夜守着那口尚未淘汰的老蒸汽炉。
同事偶尔路过供热站，看见他倚在铁门旁，袅袅白汽从屋顶冒起，像极了当年的炼钢炉。不过在这里，他能偶尔歇脚，泡壶茶。有人调侃：“百得同志，风浪走一遭，又回到火炕。”他只是笑，笑里有火光般的暖，也有钢水冷却后的寂静。

王百得的人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政治象征与个人选择之间存在断层。把工人代表送进高层，本意在于彰显“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而当象征意义完成，能否匹配持续的制度性支持，却是另一回事。王主动“下台阶”，不是畏惧权力，而是深知自己更能在炉前发挥价值。对他来说，火候、温度、硅锰比例，远比文件措辞更直观、更真实。
这一点尤为耐人寻味：工业化年代培养出的那批技术工，骨子里有一种朴素逻辑——干是硬道理，官不过是责任分工。政治高光退去，他们依旧能拿起钩子、撬铁水口。正因如此，北满特钢退休名册上的一个名字，才被后辈们一再提起。不是因为他当过什么官，而是因为他在炉前站得住。
2000年代初，厂史编纂组采口述资料，采访室里闷得发热。记者问：“您后悔过吗？”老人摇头，“我就一炉前工，你们可别给我写得太神。”说话间，他揭开茶缸盖，吹了口热气。窗外汽笛长鸣，空气里又有了熟悉的铁锈味，让人仿佛重回那个钢水澎湃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