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慕良（外文名：Muliang Zhang），男，汉族，1926年出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燕京大学，中央编译局原译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离休干部，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家。

很多人觉得翻译只是文字转换，没什么了不起，这种看法简直错得离谱。尤其像马列经典这类著作，一个词译得不准，就可能扭曲整个理论的原意，张慕良这辈翻译家干的，就是用中文为中国读者搭建和革命导师对话的桥梁，这份工作的分量，重过千钧。他1945年进燕京大学，主修政治经济还选修俄语，那会儿就不是死读书的学生，加入民主青年联盟跟着党搞学生运动，心里早埋下了用文字报国的种子 。1948年他带着组织任务往解放区跑，路上要躲土匪，箱子被翻得底朝天也没丢了那本翻烂的俄语词典，这份执着，后来全用在了译稿上。

1951年他调去中宣部译《斯大林全集》，1953年中央编译局一成立就扎了进去，成了列宁组组长，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列宁全集》第一版、第二版，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部分卷册，他都参与译校定稿，《国家与革命》《两种策略》这些核心著作的校订，更是他亲手把关 。别以为只是对着原文翻，当年没电脑没数据库，所有引文都得手查，列宁文章里引的黑格尔、亚当·斯密，他都要核对德文、英文原著，确保每个概念准确无误。有次校订《国家与革命》，他发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译法在不同版本里有差异，硬是把列宁所有相关著作翻了个遍，又查了马克思的原文，最后敲定现在这个译法，就为了让中国读者能精准理解这个核心概念。

翻译界有个说法叫“信达雅”，张慕良把“信”看得比天还大。他常跟年轻译者说：“我们不是文学家，是思想的搬运工，搬错了东西，砸的是整个理论的根基。”上世纪六十年代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发现一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表述有歧义，俄语原文能有两种理解，他没随便选一个，而是写信去苏联请教权威学者，等了三个月才收到回信，确认了准确含义再落笔 。这种较真劲儿，现在真不多见了。

他不光自己译，还手把手带徒弟。中央编译局的老同事都记得，他的办公室永远亮到最晚，桌上堆满译稿和工具书，年轻译者的稿子他逐字逐句改，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有个后辈译“辩证唯物主义”时用了“辩证唯物论”，他专门找人家谈了一下午，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差异，讲到中国哲学界的术语规范，最后说：“术语统一不是小事，是为了让理论传播更顺畅，不能图省事。”

离休后他也没闲着，九十多岁还在《学习时报》上发表论文，纠正一些马列著作译本里的老问题 。有人劝他歇着，他说：“这些书是给后人看的，我多改一个错，后人就少走一点弯路。”2002年中国翻译协会给了他“资深翻译家”称号，2011年中央编译局表彰他，他却把证书锁在柜子里，说：“真正的荣誉在译稿里，在读者的认可里。”

现在翻译工具越来越先进，一键就能出译文，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张慕良这辈人用钢笔和放大镜，译出的不只是文字，更是对信仰的坚守、对学术的敬畏。他们的译稿里，每个字都浸着心血，每个句子都经过反复推敲，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态度，正是当下很多翻译缺失的灵魂。我们今天能轻松读到马列经典的中文版，能准确理解这些改变世界的思想，真该感谢张慕良们，是他们用一生的译笔，为中国的思想界铺就了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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