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黻宸（1859—1917），幼名芝生，一名崇礼，后名黻宸，字介石，晚年改名芾，室号饮水斋、烛见知斋。浙江瑞安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史学家，被誉为“浙江大儒”、“史学巨子”，与陈虬、宋恕三人是名重清末民初学术界的“东瓯三先生”。20岁考取生员，业师孙锵鸣赞其课作，誉为“龙门飞将”。22岁入求志社，号称布衣党，未几社员纷纷易服，黻宸终身布衣不改。陈虬创办利济医院并附设利济医学堂，曾“求资助于乡人，莫之应”。黻宸独“举其修脯所得，衣食外辄以付陈君，为建造学堂之费。”1879年自家创设颖川家塾，次年设馆于同县赵廷夔家。

“布衣党”三字，在清末民初的浊流里简直是惊雷。社员们当初喊着“布衣忧天下”的口号结社，转头就为了功名利禄换上官袍马褂，只有陈黻宸，一件粗布长衫穿了一辈子。他不是故作清高，是真把“布衣”二字刻进了骨子里——见官员不卑不亢，做学问不偏不倚，连后来当浙江咨议局议长，依旧是长衫布鞋，站在一群顶戴花翎中间，像根戳在泥里的楠木，笔直又坚韧。这份坚守，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年代，比任何学术著作都更有分量。

他对陈虬的资助，更是戳破了“文人相轻”的虚伪。1884年陈虬要办利济医学堂，那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中医学校，乡人要么觉得“中医没必要学西法”，要么怕担风险，纷纷躲着走。陈黻宸那时不过二十多岁，在私塾教书的修脯本就微薄，却把除了吃饭穿衣的钱全塞给了陈虬。有学生见他冬天还穿着单褂，劝他留些钱添件棉袄，他笑着说：“我冻着没事，学堂建起来，能救无数人冻着饿着的命。”就凭着这份咬牙坚持，利济医学堂才在1885年落成，开了中医近代化教育的先河。

颖川家塾里的读书声，藏着他的教育理想。他不教学生死背四书五经，反而把《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这类“禁书”摆进课堂，说“只读圣贤书救不了中国，得知道世界长什么样”。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既能写一手漂亮的八股文，也能讨论英国议会制度，这种“新旧兼容”的教法，在当时简直是离经叛道。后来他到京师大学堂教史学，更是大胆提出“史质”“史情”的概念，说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得写“民之史”“社会之史”，这份史学观，比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还要早几年。

1909年他当选浙江咨议局议长，才算真正把“布衣精神”带进了政坛。沪杭甬铁路要被外国人夺走，他拍着桌子在议会里吼：“路权就是国权！江浙人的路，绝不能让洋人踩在脚下！”为了这事，他跑遍江浙筹款，嗓子喊哑了，鞋子磨破了，硬是逼着朝廷把路权收了回来，让沪杭甬铁路成了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干线铁路之一 。袁世凯称帝时，派人送十万银元贿赂他，让他在国会投赞成票，他把银元扔出门外，骂道：“我陈黻宸的笔，能写《中国通史》，能写《诸子通义》，就是不写卖国文章！”这份硬气，让他成了国会里最不受欢迎的“刺头”，却也成了民国初年政坛的一股清流。

北大的课堂上，他的瑞安普通话带着乡音，却吸引了马叙伦、冯友兰这些后来的学界泰斗。他讲中国哲学史，不照搬前人注疏，而是从“总论”讲起，把老子、庄子的思想和西方哲学对比，让学生们第一次知道“原来中国哲学也能这么讲” 。冯友兰后来回忆，陈先生上课从不用课本，就凭着记忆引经据典，讲到激动处，会拍着桌子说“做学问要‘烛见知’，得看透事物的本质”，这话成了冯友兰一辈子的治学准则 。

1917年他病逝时，口袋里只有几枚铜钱，书架上却摆满了未完成的手稿。这位“浙江大儒”，一生没当过什么大官，没攒下什么家财，却用一辈子的布衣、一笔笔的资助、一堂堂的课，为中国近代学术和教育铺下了坚实的基石。他的《中国通史》虽然只写了二十卷，却比很多皇皇巨著更有力量，因为字里行间，全是一个读书人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 。

如今学界总说“大师难再得”，或许我们缺的，正是陈黻宸这种“终身布衣”的坚守，这种“衣食外辄以付陈君”的纯粹，这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风骨。当学问不再是追名逐利的工具，当学者不再为五斗米折腰，或许真正的大师，自然会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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