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陈云和毛主席的秘书，退休后享受部长级待遇，他的女儿如今远在美国定居！
1936年冬天，汉口江滩的风带着湿冷，一名刚满十九岁的工科生在学校夜话会上忽然站起身，说出一句话：“同学们，该做点真正能改变中国的事了。”那名学生名叫李锐，他的这一声疾呼，在往后八十多年里并未停歇。
李锐出身湖南平江，书房里旧式蒙学童子书与《新青年》并列摆放。父亲盯着《资治通鉴》教他识字，他却偷偷把鲁迅杂文夹在中页。1934年，他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机械系，本想做个工程师，可全面抗战的炮声很快把校园变成了另一种课堂。组织罢课、印传单、街头演讲，他样样在行。1937年秋，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浑身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有了方向盘。
赴延安是在1940年。彼时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窑洞里，毛泽东提出“延安要吸收一批懂科技、懂宣传的青年”。李锐被分到《解放日报》评论部，每日清晨五点起床，一手拿铅字稿，一手攥毛笔，连写带编。周围有人调侃：“小李，将来你不是工程师，倒成了笔杆子。”他笑着回一句：“手里有笔，脑子里才有电。”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了战略重镇。1945年，他被派往《东北日报》主持工作，同时担任陈云秘书。陈云对年轻人的文才与干劲颇为欣赏，常让他起草对苏接洽文件。一次午夜，陈云递来一封电报要素稿，李锐只用一炷香工夫就写完，陈云扫一眼说：“点子准，留着用。”自此，“点子准”成了李锐在东北的绰号。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1952年，燃料工业部成立水电工程局，急需懂技术也懂组织的人。李锐被点名到场。局里十几位留洋回来的工程师对新领导皱眉：“秘书能看懂水文资料？”李锐没多说，直接在黑板上演算了一组泄洪曲线，众人心服口服。从那天起，“尊重专家”的规则立住了——从项目论证到设备选型，他几乎不拍板，只负责把专家意见快速送到国务院，程序一圈走完比别人省两周。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是他人生的又一关键时刻。长江三峡工程到底上不上？会上先是几位水利老将各抒己见，毛泽东侧耳听着，却始终不下判断。轮到李锐，他只用了半小时，从国家电力缺口、长江航运安全、移民安置成本三个角度切入，数字说话，风险敞开。“可以干，但要有节制、有步骤，不能逞一时之快。”他加重声音。毛泽东放下茶杯，对身旁人说：“这小李懂分寸。”当天夜里毛给他留了张纸条：“抽空来谈谈，做我的兼职秘书，别耽误水电。”
肩头多了一顶“毛主席秘书”的帽子，李锐依旧天天泡在图纸旁。往返于西南工地和中南海，白天看大坝基岩钻探，晚上帮主席整理材料。游走于技术与政治两条线，让他见识到决策的复杂与艰难。有人私下问他累不累，他难得幽默：“左手电站，右手文件，两只手都得硬。”
可命运转身总在毫无征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被指为“科技反动权威”，调离岗位，抄家、批斗接连而至。最难熬的岁月里，他住在北京西郊一处破旧筒子楼，白天扫街，夜晚翻看厚厚的水文年鉴自学。朋友悄悄送来国外最新期刊，他把旧报纸摊在桌上，用铅笔誊录数据，“怕哪天被抄走，至少脑子里还有。”

1979年，中央决定为被错整的干部平反。62岁的李锐重返电力工业部，担任副部长兼水电指挥部政委。那一年，他主持修订全国水电中长期规划，首次把“生态与移民成本”写进正式文件。会场上，他拍着桌子说：“赚钱容易，搬一座城，可是搬不出百姓记忆。”不少年轻技术员至今记得那一幕。
不久，他被调入中央组织部。组织档案堆积如山，许多人喊苦。他却兴致勃勃地在档案堆里穿梭，一个姓名、一页批示都不放过，后来编成《中共组织史资料长编》第一卷。1984年底他离岗，待遇比照部长级，外人笑称他“挂印而去”，可他自己说：“离休不退休，脑子歇不得。”
高龄之后，李锐依旧关注三峡大坝。2004年，他找来三百多位专家签名，建议进一步重视地质灾害和移民后续生计，并把材料直接交给国务院办公厅。有人担心他捅“马蜂窝”，他却平静道：“大坝是民族工业与民生大事，必须论证到牙齿。”此事虽未彻底改变决策节奏，却推动了后续监测和生态补偿的完善。

在生活上，他保持简朴。北京家里，满墙是书，床头挂一张延河老照片。偶尔女儿李南央从旧金山打来电话，他总说：“别惦记我，好好做实验。”李南央1990年代旅居美国，先后在加州多所实验室从事高能物理设备研发，空余时写文章谈华人科学家生存状态。她的新书出版，父亲却只看第一页便调皮地批注：“此女文笔比乃父好。”
2019年2月16日凌晨，李锐静静地合上了眼。朋友整理遗物时发现，书架角落还放着当年在延安使用过的钢笔，笔尖磨得发亮，旁边是一摞厚厚的水电规划手稿。很多年轻后辈第一次听说：这位一生与山河电流打交道的老人，曾在中南海最核心的书房里伏案书写。岁月流转，那支笔记录的既有革命轰鸣，也有技术蓝图，更有一位知识分子“敢说真话”的寸寸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