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伏击战歼敌千余自损六百，在很多人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胜利。
1937年的华北，不是后来人翻几页资料、算几组数字就能轻松理解的。那一年，从卢沟桥枪声响起开始，日军推进速度很快，北平、天津接连失守，山西方向的压力也一天比一天重。
这仗到底还能不能打下去？平型关伏击战的意义，恰恰要放在这种气氛里看。

它不是发生在抗战后期，也不是在中国军队已经积累大量对日作战经验之后，而是在全面抗战刚刚展开、各地接连吃紧的时候打出来的一仗。这个时间点，决定了它不能只用伤亡表来衡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失守。
随后日军继续向华北腹地压来，南口战役打得十分艰苦，山西大同也在9月中旬失守，太原方向暴露在威胁之下。南面的淞沪会战从8月13日开始，国民党军投入大量精锐，战况同样惨烈。
这就是平型关一战之前的局面。前线并不是没有抵抗，恰恰相反，中国军队在多处战场都在拼命作战。
问题在于，日军凭借火力、机动和训练优势连续推进，社会上“日军难以战胜”的阴影越压越重。战场需要一次实际胜利，老百姓也需要一次能看得见的胜利。
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平型关附近设伏。伏击地点选在乔沟一带，那里道路狭窄，两侧山地便于隐蔽和展开，日军车队一旦进入，首尾难以照应，火力优势也会被地形削弱。
这样的战机，不是每天都有。参战部队面对的并不是普通散兵，而是日军第五师团一部及辎重队。
日军当时骄气很盛，行动中对八路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115师抓住这一点，在拂晓前后突然开火，截断道路，分割打击，近战冲锋，打得十分坚决。
这一仗的数字，后来有不同统计口径。较常见的说法是歼敌1000余人，缴获步枪、机枪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击毁汽车、马车多辆；八路军方面伤亡600余人。
单看比例，它不像后来某些大规模战役那样惊人，可放到1937年9月的战场条件下，它的分量很重。有人把“歼敌千余、自损六百”拿出来，认为不够“大”。
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八路军当时装备条件有限，重火力薄弱，许多战士靠步枪、手榴弹甚至白刃战解决战斗。用这样的条件，打掉日军一支骄横推进的部队，还缴获不少装备，这绝不是轻松得来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平型关大捷打中的不仅是日军的车队，也是当时弥漫在社会上的悲观情绪。很多人第一次清楚看见，日军不是不能被伏击，不是不能被消灭，更不是只要一推进，中国军队就只能被动后撤。
再看“主动出击”这一点，平型关也很特殊。当时许多战场以正面防御为主，部队承受巨大压力。
八路军在平型关附近设伏，不是盲目硬拼，而是在配合友军正面作战的同时，从敌人薄弱处下手，打其辎重和行军队列，这种打法后来成为敌后抗战的重要经验之一。至于有人借“毛爷爷不赞成平型关伏击战”来否定这场战斗，就更容易把问题说偏。
洛川会议提出八路军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方向没有错。但山地游击战并不等于见了敌人就躲，也不等于放弃一切集中兵力歼敌的机会。
当时强调的是，不要用弱装备去和日军硬碰硬打消耗，不要被一时胜利带偏，不能把有限兵力陷入正面阵地苦战。可一旦出现有利地形、有利时机，又能配合友军作战，主动打击敌人本来就是合理选择。
平型关伏击战正是这种选择。战后继续提醒部队坚持游击战方向，也不能理解成否定平型关。
军事指挥最忌讳两种极端：没打赢时全盘灰心，打赢一次又以为以后都能照样硬打。平型关之后强调战略清醒，是为了让八路军在更长时间里保存力量、发展敌后战场，而不是说这一仗不该打。
从战术上看，平型关不是一场完美无缺的战斗，战斗中八路军也付出了不小伤亡，部队在协同、通信、火力配合等方面都承受了考验。可历史从来不是挑一个缺点就把全盘意义抹掉，真正的评价，要看它在当时完成了什么任务，改变了什么局面。
它打击了日军辎重，迟滞了敌人行动，配合了太原方向作战；它缴获了武器装备，改善了部队条件；
它最突出的作用，是在全国抗战初期给中国军民送来一个清晰信号：敌人可以被打败，中国军队并没有失去主动寻找战机的能力。所以，“大捷”的“大”，并不只是数字上的大。
它大在时间点，大在心理影响，大在战略配合，也大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打出的信心。1937年9月25日那一天，平型关山沟里的枪声，确实没有改变整个抗战的艰难走势，却改变了许多人对这场战争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