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郭沫若与青年毛泽东初次见面，竟评价其形貌如妇人好女，这种印象为何如此深刻？
一九二六年三月的广州，夹着南海湿热的气息，广东大学新学期的讲堂里还散着石灰味。午后，校门口停下一辆黑色小汽车，车门打开，郭沫若快步走下，他的行囊里除了几件单衣，还有刚付梓的《女神》。
彼时的羊城是火炉，也是磁场。北伐军集结，国共合作方兴未艾，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与文人混杂在苏堤路口的茶楼里，各执一腔热血。林伯渠寓所成了汇聚区，各色人马频繁进出。门廊阴影下，一个身形瘦长、着灰布短褂的青年静候片刻。

屋里人声渐停，门吱呀一响，双方都愣住。郭沫若看到的是一张介于书生和农夫之间的脸，眉目柔和却含肃杀，皮色微黄，带几分江南水气。青年拱手轻声道：“久仰。”语调低缓，几乎听不出湘音。郭事后给友人写信：“状貌如妇人好女，而内蕴雷霆。”五分钟寒暄，种下长达半个世纪的因缘。
郭的来路在川南。乐山江雾和峨嵋雪痕将想象力浸成浪漫的底色，《女神》的磅礴便出于此山川。与此同时，他钻研甲骨、青铜，写《两周金文辞大系》，谈奴隶制，谈古史辨，学者与诗人的双重身份，让他在新旧文化之间穿行自如。

赶赴广州，他原想着“办学，写诗，讲考古”，却被时代的呼啸带向更宽阔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毛泽东正急需讲坛上有分量的呼号者，于是东山青年会的讲座、农讲所的课堂，都成了两人并肩的舞台。台下学员操着各地口音鼓掌叫好，台上一个讲马克思，一个谈屈原，听来竟毫不违和。
七月政潮突变，分手仓促。武昌江面雾白茫茫，汽笛响过，船开。郭被迫东渡日本，辗转奔走欧亚。十年后烽火燃遍华北，他回到重庆，在窄巷旧戏院排《屈原》《虎符》。夜幕降临，他挥舞导演旗，汗水浸透长衫。第三厅厅长的公函放在案头，更多时候像一道护身符，保他在审查缝隙里继续敲打键盘。

一九四四年清明，他写下《甲申三百年祭》，借李自成的落败，指斥官场腐化与派性。延安窑洞里，毛泽东拍着桌沿，让干部研读：“别重蹈老路。”翌年重庆谈判，昔日的寒暄升级为深夜长谈。话毕，郭取下腕表递过去，“留个念想吧。”毛细看片刻，笑而收起。此后多年，那只表常被人看见挂在他胸前。
同年冬，山城报馆刊出《沁园春·雪》，旋即掀起论战。几名旧派文人讥之“狂狷乱古”。郭提笔回敬一首《雪里已知春信至》，句子如刀，锋利亦生动。茶楼里掌声、杯声杂成一片，报童扯着嗓子把新版号外甩进街角。

一九四九年初春，北平城墙上的青苔还未回绿，毛泽东抵达西郊机场。郭随欢迎队伍站在风里，围巾微卷。很快，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展开，他进入大会堂，随后兼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讲席、舞台、会议桌，他转换自如，诗稿仍在深夜灯下添笔。
两位相识于羊城的友人此后多有唱和。公文往来间，偶有新词附后，短短一纸，却能看出彼此心迹。历史因人而动，也因笔而传。风云散尽，那只旧怀表静静陈列在北京一隅，指针停在某个久远的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