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亲自安排杀手刺杀陈毅，陈毅称这个杀手曾是自己的兵，最后他会遭遇怎样的结局？

1949年6月5日傍晚，黄浦江面翻起细浪，轮船汽笛声此起彼伏，新任市长陈毅正结束一天调研返回市府。街角传达室递来一只灰色信封，里面安静地躺着一发勃朗宁手枪子弹，这不是普通恐吓，而是特务活动进入实质阶段的信号。
上海解放才八天，工厂停工、银号关门、电车线缆被人为切断，社会秩序摇摇欲坠。公安局刚刚组建，骨干大多来自北撤的新四军保卫部，他们手里只有几份破旧名册，却要和隐匿在弄堂深处的军统、中统、青帮残余硬碰硬。暗流中最执念的策划者始终是退守台湾的蒋介石。
蒋介石深知在战场上再难翻盘，便把“打碎对手精神支柱”当作翻案前奏。从重庆时期刺杀周恩来、叶挺的套路，到南京时期炸毁地下党秘密联络点，这条血腥路径他走得驾轻就熟。陈毅作为华东野战军统帅、上海市长，无疑是最具象征意义的目标，一旦“移除”，既可动摇人心，又可提振岛内军心。

六月中旬，上海公安连续挖出两拨潜伏组，一共三十多名特务束手就擒。档案显示，这些人本来受命执行狙杀任务，却连枪都没来得及打开保险。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一行急促的字：“择一精干，务必成功。”很快，一张熟悉的名字被红圈勾出——刘全德。
刘全德是谁？他出生于1915年江西吉水，十四岁参军，两年后成了红三军团的小号手，又因枪法准被调进陈毅身边。那时陈毅常打趣：“小刘，见我倒下，你第一枪就给我。”没想到，这句半玩笑的话后来成为悲剧伏线。1935年，刘全德在上海被捕，军统人员以威逼利诱迫使其叛变，此后接受为期半年特训，位置从战士骤变杀手，代号“毒蜂”。
七月初，他带着两千多块银元和“成功即赏黄金千两”的手令从舟山偷渡，登陆嘉兴后直奔上海。女匪黄八妹负责提供落脚处，外人看来那不过是南市区一户裁缝铺，夜幕降临却成了特工据点。刘全德每天用望远镜观察市府周边，一边描绘狙击方位，一边重复一句话：“市长的命我要带走。”

陈毅很快收到了机要处送来的加急情报，得知那位叫刘全德的杀手曾是旧日警卫，他沉默片刻，只说了七个字：“他还是我的兵。”随即嘱咐公安部门：务必生擒，不许伤及无辜。此举看似仁慈，更像自信——相信上海已不是孤城。
侦查组以老刑警李士英、青年干部扬帆为骨干，展开“地毯式掘井”。他们没去硬碰暗枪，而是锁定刘全德的旧同乡圈。很快，开杂货铺的陆仲达进入视线：此人1938年在皖南打过短工，和刘全德私交甚笃。七月九日夜，陆仲达在法租界小酒馆偶遇一位戴平光眼镜的男子，寒暄间对方故意提起“吉水老家粑粑味道”，陆仲达秒懂暗号，却强作镇定回以一句：“江南小笼也不差。”两人相约次日再叙。陆仲达转身就把情况报告了派出所。
破案拐点随之出现。公安派出高激云卧底，他与刘全德曾在苏北同吃过野菜粥，有这层旧情作掩护，接近并不费劲。七月十一日晚，史晓峰家摆酒，高激云装作失意退伍兵，故意自嘲“人活一口气，兄弟可有出路介绍”。刘全德被戳中虚荣，几杯黄酒下肚，露出口风，甚至把一张手绘狙击草图示意给同伴——那是从外滩到市政府的高楼制高点。十点过后，高激云捂着肚子假装醉倒，悄悄翻窗溜到隔壁弄堂，找到了正在巡逻的警卫连。

凌晨两点，十多名公安悄然包围裁缝铺。刘全德沉醉未醒，枪口抵住后脑的瞬间，他惊愕张眼，还未及开口便被戴上手铐。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戏收官，仅用了七天。
突审进行得很快。刘全德面对当年在瑞金写下的入党志愿书，嘴唇哆嗦，仍竭力狡辩。档案、供词、缴获的手令一一摆证，他终于承认：受命枪杀陈毅，并阴谋制造爆炸以分散警力。根据他的供述，黄八妹等十九名特务相继落网，暗杀网络被连根拔除。
1950年10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刘全德死刑。行刑前，他提出唯一要求：把子弹留作样本寄给蒋介石示警。当然，没有人替他传递那颗子弹。枪声落下，一段从红军到军统的沉浮划上句点。

局外人更关心的是：蒋介石为何不惜频繁输送特务？原因之一在于岛内高层对心理战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暗杀可以造成“关键人物缺位”的连锁反应。然而上海的现实证明，制度与人心构筑的防线足以消解这种冒险主义。公安机关依托里弄自治、工会保卫组和电台监听三重机制，形成“快速发现—精准渗透—集中抓捕”的闭环，只要情报链不断，就算杀手再老练，也难逃蛛网。
也有人惋惜刘全德的结局。从十五岁背枪，到三十岁举枪对准旧上级，命运折线刺眼。信仰动摇背后既有个人软肋，也有军统利用人性弱点的全套策反流程：审讯、许诺、培训、放归。历史写下这一笔，等于公开宣判：脱离人民、沦为雇佣者，结局只能在审判台前收场。
陈毅事后极少谈及此案。有同事私下请教，他放下茶杯，只淡淡地说：“兵犯错，法律管。”六个字，一语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