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军上将钱大钧怒气冲冲的闯进了军统湖北站，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拔枪打死了副站长：“谁告黑状，这就是下场”。
彼时，正值抗战的关键时期，武汉这座华中重镇，不仅是全国军事、政治的指挥中心，更是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暗流涌动的角力场。
钱大钧时任航空委员会主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蒋介石的嫡系，又出身黄埔军校，号称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
钱大钧当时打死的人是军统湖北站的副站长，名为刘培初。此人虽然地位不如钱大钧，但身份也不一般，是戴笠的心腹，钱大钧当众枪毙刘培初，相当于打了戴笠的脸，戴笠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戴笠掌管军统，如日中天，手段层出不穷，任何人都不愿意轻易招惹他。钱大钧虽然地位不俗，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何这一次行事如此冲动，竟然干出了当众枪毙戴笠心腹这种事情？
这件事发生在1938年，这一年武汉会战爆发，处于危急存亡之际。钱大钧临危受命，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全面负责中国空军的作战。
这个名头看似光鲜，实际上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来是抗战初期的中国空军实力薄弱，与其说是指挥空军作战，倒不如说是负责建设空军。二来是日军的空军当时远比国军厉害，想要利用有限的飞机打胜仗，概率非常小，属于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而且，因为钱大钧是陆军将领，现在由他去牵头负责空军，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外行领导内行”。
但钱大钧上任后的表现，却出乎了所有质疑者的意料，他迅速整顿纪律，规范空军的训练体系，极具前瞻性的架设了7座陆空联络电台，令空军实现了远征日本本土投撒传单的目标。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刘培初盯上了钱大钧，在暗中企图对他不利。刘培初奉戴笠之命，负责监视武汉地区的军政要员，眼看着与戴笠有恩怨的钱大钧权势日盛，便想暗中坑钱大钧，借此讨戴笠欢心，换取平步青云的机会。
于是，刘培初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收集所谓的“证据”，准备罗织罪名，将钱大钧“拉下马”。就这样，刘培初搞了很多“证据”，矛头直指钱大钧，谎称他利用航空委员会的职权“中饱私囊”，贪污抗战物资，并暗示他“暗中勾结地方势力”。
在抗战时期，物资极度紧张，敢贪腐抗战物资，这可是绝对的重罪。显然，刘培初这是要把钱大钧往死里整，即便不死，恐怕也要因此“脱一层皮”。
但刘培初实在是太低估钱大钧了，他做这件事的消息很快就被钱大钧掌握。但钱大钧做事却比刘培初周密太多了，他非但没有轻举妄动，反而派人下去逐一核查。当钱大钧查明情况以后，确认自己下面没人背着自己贪污抗战物资后，这才准备向刘培初发难。
让钱大钧没想到的是，刘培初竟然利用职务截获空军部分作战情报，转手卖给了商人，从中获利。这件事让钱大钧抓住了把柄，倒卖情报这件事可大可小，哪怕是戴笠也保不住他。
不得不承认，钱大钧真是人狠话不多，在掌握了主动权以后，没有大张旗鼓的闹事，就这么带着两名贴身护卫，径直闯进了戒备森严的军统湖北站，直接找刘培初当面对质。
刘培初见到来势汹汹的钱大钧，猜到了他是来兴师问罪的。但刘培初背靠戴笠，明显没把钱大钧放在眼里，再加上当时在自己的地盘，更给刘培初增添了几分底气。因此，刘培初不仅矢口否认自己诬陷和倒卖情报的行为，反而讥讽钱大钧是“靠资历混日子的老家伙”，扬言蒋委员长早晚弃用他！
刘培初的这番话，彻底激怒了钱大钧。钱大钧怎么说也是戎马半生，什么时候遭到过这等当众羞辱？盛怒之下，钱大钧也不再与刘培初逞口舌之快，直接拔枪对准刘培初，当众给他枪毙了。
枪声过后，刘培初应声倒地，满屋子的军统特务全都目瞪口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钱大钧真敢开枪。钱大钧却不以为意，收起枪离开之前，还向在场的众人示威：“谁敢告我的黑状，这就是下场。”
消息很快传入戴笠耳中，惹得戴笠勃然大怒。自己的心腹在军统的地盘上被公开枪杀，这无异于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他和整个军统的脸上。戴笠咽不下这口气，亲自去蒋介石的官邸告状，控诉钱大钧的暴行，要求严惩，甚至不惜以“军统无人可用”来要挟蒋介石。
戴笠的地位不俗，但在蒋介石的心中，还是不足以动摇钱大钧。蒋介石只是轻描淡写的批评了钱大钧几句，称他“行事鲁莽”，让钱大钧停职反省两个月，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两个月后，钱大钧反省期满，不仅官复原职，重新执掌航空委员会，甚至还让他兼任了武汉地区防空司令，权势不减反增。而吃了哑巴亏的戴笠，虽然心中万般不甘，但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悄悄整顿军统湖北站的残局，再也不敢轻易去招惹钱大钧这尊“煞神”。
蒋介石为何如此“偏袒”钱大钧？
其一，军统在抗战时期权力极速膨胀，戴笠更是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蒋介石需要戴笠这把刀，但绝不允许这把刀过于锋利，更不能威胁到他所倚重的重臣。
其二，1938年的武汉会战，空军的作用至关重要，钱大钧在航空委员会的杰出工作有目共睹，此时重罚钱大钧，岂不是自毁长城？
其三，钱大钧做事滴水不漏，刘培初的罪证很充分，蒋介石对钱大钧小惩大诫，已经是给戴笠面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