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冬天，周恩来在西花厅会见了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对方开口第一句话，便是哀求：“总理，我女婿不是汉奸，他也是共产党。”
那一年冬天，陈洁如走进西花厅时，心里装的不是往日恩怨，也不是自己半生沉浮，而是一个被压在旧案里的名字：陆久之。她年纪已经不轻，早过了爱争输赢的阶段。
可女婿的事，像一根刺，扎在她心里多年。她知道，再不把话讲清楚，陆久之这一生可能就这样被误会到底。

很多人认识陈洁如，是因为她曾和蒋介石有过一段婚姻。这个身份给她带来过风光，也带来过沉重的影子。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没有高调露面，日子过得很谨慎。可陈瑶光和陆久之的命运，让她无法一直沉默。
陈瑶光是陈洁如的养女，后来与陆久之成婚。陆久之这个人，履历很复杂。
他年轻时在上海、日本之间往来，接触面广，认识的人也杂。抗战时期的上海，各方势力纠缠在一起，有些人表面上和旧势力来往，背后却承担着不能公开的任务。
这正是陆久之最难说清的一点。他在外人眼里，不像一个简单人物。
他曾与国民党方面有联系，也曾出入一些敏感场合。这样的人，若没有人了解内情，很容易被一句话定性。
尤其在那个年代，很多事情牵一发动全身，身份复杂往往比贫穷还可怕。陈洁如明白这一点，她不是不懂局势，也不是不知道自己身份特殊，可她更清楚，陆久之并不是靠投机过日子的人。
过去一些接触、一些掩护、一些看似说不清的来往，都有当时的特殊背景。1955年，陆久之受到潘汉年、杨帆案件牵连，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这一下，整个家庭都像被压进了冰窖。陈瑶光承受压力，陈洁如也跟着寝食难安。
她一方面担心女婿在狱中身体撑不住，另一方面又怕自己贸然出面，反而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于是，她等了好几年。
等到1961年冬天，她终于下定决心北上。她要见周恩来，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希望把陆久之过去的情况说清楚。
她心里很明白，周恩来熟悉旧上海，也熟悉隐蔽战线的艰难。那些不能摆在台面上的工作，只有真正懂的人，才知道其中轻重。
1961年12月，陈洁如到了北京。12月26日，周恩来、邓颖超在西花厅接待了她。
那一天的会面，不像外人想象得那么热闹。它更像一场迟来的说明，一边是压抑多年的家属，一边是了解许多历史线索的旧识。
周恩来仍称她为“蒋师母”。这个称呼很特别，里面有旧日黄埔时期留下的人情，也有对一位长者的礼貌。
陈洁如听到这样的称呼，心里多少会松一点。可她没有绕弯子，开口就把最急的话说了出来：陆久之不是汉奸，他也是共产党。
一个人如果做过公开的事，容易证明；可做过隐蔽工作，最怕没有证据。
联系人不在了，档案不完整了，知情者散了，剩下的只是外人看得见的身份。偏偏陆久之的表面身份又很容易引起误解。
他和国民党方面有往来，是事实；他被卷入复杂关系，也是事实。可是，历史不能只看表面。
抗战时期，有些人必须留在敌占区，有些人必须和不愿接触的人打交道，有些话不能明说，有些功劳也不能公开写在履历上。这类人，活得最苦。
他们不能像战场上的将士那样被人看见，也不能像普通百姓那样远离风波。今天同这个人喝茶，明天陪那个人吃饭，旁人只看见热闹，却不知道一句闲谈里可能藏着情报，一次会面背后可能连着组织安排。
陈洁如替陆久之说话，其实也是替这一类人喊冤。她想让周恩来知道，陆久之过去的复杂，不等于背叛；他的沉默，也不是心虚。
很多事不是他不愿讲，而是不能讲、不敢讲，也没有机会讲清。周恩来听了她的陈述，并没有轻易表态，他做事一向谨慎，尤其涉及旧案，更要看材料、看线索、看前后能不能对上。
陈洁如带去的不是情绪，而是多年积攒下来的说明，她希望这些话能为陆久之打开一条路。陆久之出狱后，没有再去追逐什么风光。
1965年，他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后来也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他的后半生更多是在整理回忆、参与文史工作中度过。
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往往不爱多说。因为有些往事，说浅了没人懂，说深了又太沉。
陈洁如也移居香港，改名陈璐，生活比过去安静许多。她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传奇人物，也没有靠旧身份换取喧闹的关注。
回头看他的一生，几乎跨过了近代中国最动荡的几个阶段：晚清尾声、民国风云、抗战硝烟、新中国成立后的重新安顿。一个普通人若经历其中一段，已经不易；他却几乎把这些风浪都走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