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北京城笼罩在盛夏的闷热中。在301医院的特护病房里，88岁的邓颖超正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她的生命之火即将燃尽。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伟大女性，此刻正经历着人生最后的时光。
邓颖超1904年出生，早年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投身妇女解放工作。1925年她和周恩来结婚。婚后不久发现怀孕，当时革命任务紧张，她在广州开展妇女运动。为了不耽误工作，她独自处理了这次怀孕。过程让她身体受了不小影响。
1926年底到1927年初，她第二次怀孕。那时候周恩来在上海工作，她留在广州，住进一家德国教会医院待产。胎儿较大，生产过程出现难产，整整持续三天三夜。
医院条件有限，医生用产钳协助，孩子出生后因为头部受伤没能存活。这次生产加上后来转移中的劳累，让她的子宫受损严重，医生判断她以后难以再生育。
面对这个情况，邓颖超把对孩子的关切转向更多需要帮助的儿童。1938年抗战时期，武汉等地有很多流离失所的难童。
她参与发起战时儿童保育会，联合各界人士开展工作。她担任常务理事，推动收容和保育接近三万名儿童。
保育会成立后，她关注实际事务，帮助把孩子转移到安全地方，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后来保育总会迁到重庆，她继续支持相关工作，让不少孩子得到照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颖超继续从事妇女工作和统一战线事务。她注重实际事情的推进，保持简朴的生活习惯。晚年她多次提到公私要分清楚，对亲属也不主张搞特殊待遇。这些做法符合她一贯的作风。
邓颖超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但她把关爱给了很多革命后代。李鹏等烈士子女从小称呼周恩来为周伯伯，称呼她为邓妈妈。
这种关系不是血缘上的收养，而是革命队伍里老同志对烈士后代的关心。李鹏后来在回忆录里专门澄清，说自己不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周邓夫妇关心帮助的烈士子女有很多，对谁都是一样的态度。
1992年7月，北京正处于盛夏时节。301医院的特护病房里，88岁的邓颖超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她躺在病床上，生命迹象越来越弱。医护人员按照常规进行监测和护理。7月10日晚上8点左右，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医院探望。
秘书赵炜先进病房，靠近邓颖超耳边报告李鹏同志来看望的消息。邓颖超当时身体非常虚弱，她用微弱而沙哑的声音吐出两个字：“李鹏”。
这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发出的最后音节。之后她再没有说出其他话语。李鹏夫妇在病房停留了一段时间，医护人员继续维持治疗秩序。
邓颖超和李鹏的关系要从革命年代说起。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是革命烈士，1931年牺牲。李鹏小时候跟随母亲赵君陶生活，经历了不少艰难。
1938年底，邓颖超受周恩来委托，安排接李鹏和母亲到重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这些烈士后代给予关心和帮助。李鹏等孩子称他们为周伯伯和邓妈妈，这种称呼反映了革命队伍里的相互关照。
李鹏后来明确说过，他和周邓夫妇的关系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不是养子关系。周恩来和邓颖超关心帮助的烈士子女不止他一个，对大家的态度是一致的。
这种关系建立在长期革命工作中形成的信任和照顾基础上。邓颖超在不同时期都关注这些孩子的成长，鼓励他们学习和进步。
到1992年，邓颖超已经88岁高龄。她早年两次怀孕都未能留下子女，身体也留下了后遗症。她把这份遗憾转化成对更多儿童和后代的实际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