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先因回忆文章内容感到憋屈，亲自上门质问杨得志，杨得志看完文章后情绪十分激动
1979年夏天，《星火燎原》第二版送审前的一个夜里，北京西郊的编辑部灯火未熄。排字工将一篇题为《大渡河畔英雄多》的文章插入样张，几位年轻编辑随手改动了几处数字，把结尾的“十八勇士”简化成了“十七人”，顺手删去孙继先的名字。没人觉得这会出事，毕竟“十七勇士”的说法早在六十年代就定了调。
再往前推四十四年，1935年5月29日凌晨，凉风裹着水汽掠过安顺场。河面三百米，水深二十米，浪锋像一把把弯刀。岸对面，国民党川军的四座碉堡火力交叉，“反正不许他们过河”是旅长刘文辉给出的死命令。红一师一团必须在天亮前渡过去，否则大军后续行动就得全部改写。

杨得志临时把船探小分队定为十八人，他看向身旁的营长孙继先，“记住，先拿下右侧草屋那个机枪点。”孙点点头，只回了一句：“三分钟之内。”凌晨两点半，船身一晃，十八名战士踏浪而出。枪声、号子、木浆击水声混作一片。对岸敌军被黑暗晃得心神不宁，火力却仍凶猛。掩护船只的李德才调高重机枪仰角，点射中断了两挺轻机枪，才让木船接近对岸。厮杀持续不到十分钟，碉堡哑了火，安顺场旗杆倒下。杨得志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十八人全部登岸，无一退却。”
战斗胜利，可争议因文字开始。三十年代后期，西陲的口耳相传把人数缩成了十七。原因看似可笑——有人记不清名字，干脆减一；也有人说“十八听着不吉利”。延安整理史料时，后勤部长拿到的日记少一页，那页恰好记着名单。于是“十七勇士”被印进了内部讲义。

进入五十年代，杨得志被要求写少年读物，他顺手翻出旧稿，照着当年红军大学课堂上用的讲义，又一次用了“十七”。文章流传开后，许多学校把这段故事编进语文课本，孩子们背得滚瓜烂熟。孙继先在部队忙建设，对此并未多言，但心里始终别扭，他怕的不是名字缺席，而是担心后人以为战斗是凭空吹嘘。
1979年再版前的那次审稿会，孙继先终于“爆发”。他拿着样书闯进杨得志办公室，语气冷硬：“老杨，你可得替兄弟们说句公道话。”杨得志翻到那页，眉头瞬间竖起，“谁动了我的稿子？”两人当场致电出版社，要求停印。可第一批样书已发下部队，错误再次传开。有人揶揄说这叫“版本多样化”，孙继先却咬牙：“历史就这一次，不能改来改去。”

1985年，杨得志出版《回忆长征》，在正文和附录双重标注“十八勇士”，详细列出姓名：孙继先、陈德仁、张开富……他还附上了当年用铅笔写的那页笔记。书一出，老战友来信道贺，却也有人嘟囔：“何必较真，一人不差又怎样？”这种说法让孙继先更沉默，他明白，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那条滔滔江水对岸倒下的弟兄负责。

1990年初秋，孙继先病逝南京。杨得志彼时在外地疗养，无法亲临，特意派长子携一纸手迹——那段十八勇士名单——放入挽联。弔唁厅里，没有宏大言辞，战友们只是轻声交流：“当年的船，要是再晚十分钟就被炮火击碎了。”一句话，说得人红了眼圈。
有人感慨，长征留下无数传说，十七也好，十八也罢，到底差在哪？其实差在一条最细微却最锋利的缝——史实与口号的缝。错一次，看似无伤大雅；传三代，就成了另一段故事。今天重翻档案，能看到多方记录相互印证：作战详细命令、缴获的敌军日记、船工的证词，相互拼接才构成完整画面。大渡河的日出早已随江浪远去，但档案里那行铅笔字依旧清晰：十八名，全部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