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
都以我的竟(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胡适比毛泽东年长两岁,成名成家较早,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贏得许多进步青年的钦佩、崇拜,一时成为学习的楷模。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十多年后他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当年读《新青年》杂志时,坦诚地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毛泽东首先是从读《新青年》杂志上胡适的文章开始了解胡适的。然后,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旁听过胡适的课堂教学。胡适作为新派人物的代表,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社会上颇负盛誉,威望很高。当时毛泽东也仰墓胡适。萧三在《1918年毛主席在北京和天津》一文中说:“当时文化界名人吾萃在北京,毛主席仰慕他们。杨(怀中)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介绍我们去拜访过其中几个人,记得我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
培、胡适、陶孟和。”这就使毛泽东和胡适交往更方便了。对胡适的重要文章毛泽东是认真研读的,如《《文学改良刍议》就给了他深刻的印象。25年后毛泽东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再次予以强调。毛泽东还就哲学上的一些问题,诸如中西学术的关系、实验主义哲字等,请教过胡适,得到过胡适的当面指点。他还听过胡适讲演墨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毛泽东也受到实验主义很大影响,他把实验主义认作对抗思想强权的新思潮。他指出,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反动,“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1919年7月4日《湘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