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宋朝三战三败，损兵折将，物资消耗殆尽。西夏军一度威胁关中，关中为之震荡。然而，西夏虽在战场上连战连捷，却始终无法扩大战果，更无力拿下关中；其后方又屡遭宋军其他路分的骚扰，不得安宁。长期的战争使西夏经济凋敝，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就在这种背景下，宋夏之间的和议悄然拉开了序幕。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秋闰九月，延州知州庞籍上言：“夏州境内田鼠食庄稼，为害甚重，又逢天旱，李元昊已有归顺之意。”此前不久，宋仁宗曾知会庞籍：“元昊如能称臣，即便保留僭号，也无妨害；若能改称‘单于’或‘可汗’，自然更好。”庞籍认为，西夏骤然连获几场胜利，正处骄横之时，若此时遣使劝说，只会助长其拖延之志。而宋仁宗因为前线屡战屡败屡战屡败，心中也早已厌战。

于是，庞籍将此前扣留的西夏使者李文贵召来，对他说：“你们当初无故犯边时，本朝承平日久，百姓不习作战，故而屡战不胜。如今边境之民皆已善战，你们的胜利岂能长久？我朝富有四海，即便偏师小挫，也无大损。而你们一旦战败，社稷便岌岌可危。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若能悔过称臣，朝廷待他的礼数，必比以前更为优厚。”

李文贵顿首叩头，答道：“这本就是我西夏人日夜所愿。龙图大人若能代为进言，使双方休兵，谁不受赐！”他又转达了野利旺荣的意思，请求用小国事奉大国的礼制。庞籍说：“这不是我这个边帅所能知晓的。你们主人若遣使奉表前来，我才敢奏报朝廷。”李文贵于是返回西夏。

李元昊早就打算议和，只是耻于自己先开口。待李文贵归来，转述庞籍之言，他大喜过望，将此前俘获的宋军探子王嵩从地窖中放出，厚加礼遇。他派王嵩与李文贵一道，携带野利旺荣及其弟旺令、嵬名环、卧誉诤三人的书信，前往延州请和，却仍不肯削去僭号，说什么“正如日当中天，只可顺天西行，岂可逆天东下”。

庞籍认为其言辞不逊，不敢回奏。宋仁宗却下诏让庞籍回信答复，并让他称野利旺荣为“太尉”。庞籍说：“太尉是三公之一，不是藩臣应得的称号。若旺荣得称太尉，那元昊就是‘不臣’之人了。如今他们信中自称‘宁令’或‘谟宁令’，都是西夏的官名，中原不懂其义，这样称呼并无不妥。”仁宗从之。

李元昊虽想修好，却因当年叛宋时，宋朝曾诛杀其使者，而不敢贸然自陈。李文贵带来的野利旺荣等人的书信，仍假借臣下之名，以探宋朝态度。野利旺荣再次致书庞籍，庞籍与他约定：“你们主人若有诚意，必须专遣使者奉表削号，我才敢奏报朝廷。”李元昊知和议已见眉目，便派贺从勖与李文贵一同前往延州，说：“契丹派人至我国，称南朝曾派梁适侍郎传话，说南北修好已恢复如旧，因西夏未靖，又知契丹与西夏有婚姻之约，请谕令西夏早日议和。因此我国派从勖前来上书。因本国自有国号，无上表体式。”


庞籍命保安军签书判官邵良佐拆函细看，信中写道：“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而不肯称臣。庞籍说：“名体未正，不敢上奏。”贺从勖答道：“儿子事奉父亲，就如同臣子事奉君主。若得至京师，天子不许，再回来商议便是。”于是庞籍派人护送贺从勖赴京，下榻于都亭西驿。承受使臣取书呈送中书省。资政殿学士富弼说：“元昊向契丹称臣，却不向我朝称臣，那契丹便是天下无敌了。必须让他称臣，方可许和。”

于是，宋夏双方在称呼与礼仪上反复拉锯。宋仁宗拉不下脸面与西夏好好谈判，李元昊也傲慢地不肯嘴上服输。李元昊又遣使上书，提出“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师市易”、“自立年号”、“改‘兀卒’为‘吾祖’”等十一项请求，朝议久久不决。

宋知谏院余靖说：“元昊所派使者已在紫宸殿朝见。我私下听说其书中有‘吾祖’之称，这是西夏对朝廷的戏弄。古称夷狄首领为‘单于’、‘可汗’，本无不可。如今元昊无端编造此名，他称陛下为父，却让朝廷下诏呼他为‘吾祖’，这能行吗？”当时两府大臣厌倦战争，想要迁就退让。枢密副使韩琦力陈不可，退朝后又上书力争。

就在宋夏双方僵持不下之际，辽国使者忽然来到汴京，面见宋仁宗，要求双方暂时中止和议，声称辽国国主（辽兴宗）有重要意见要表达。宋仁宗一时摸不着头脑，李元昊也全然不知——这次辽使的到来，几乎将西夏推向亡国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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