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端方在柏林博物馆发现了一块熟悉的石碑。他走近，仔细辨认，惊得目瞪口呆。这块刻有汉字的古碑，竟来自中国，属于北凉时期。

端方不是来德国游玩的，那一年，端方以清政府“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身份在欧洲活动，任务是考察宪政、行政、教育等制度。

1905年清廷决定派大臣出洋，原定行程还曾因吴樾在正阳门车站行刺而中断，后来重组行程，端方与戴鸿慈一路西行，到了1906年才抵达柏林。端方心里装着朝廷交办的大事，可端方又偏偏是个懂碑的人，见到一通中国古碑立在异国展厅里，端方不可能装作没看见。

端方越看越觉得不对，碑文二十二行，每行四十七字，字形已近楷书，却还留着隶书的旧痕。这不是一般题记，端方很快认出，这正是北凉承平四年，也就是公元445年所刻的《沮渠安周造寺碑》。撰文者是中书郎中夏侯粲，碑中写的是沮渠安周崇佛建寺的事。

北凉政权存续不长，留到后世的实物很少，这样一通长篇碑刻，对十六国史、吐鲁番地区史和书法演变都很要紧。端方站在碑前，心里已经明白，这不是普通藏品，这是中国史料。

端方随即去问馆方，碑从哪里来。馆里起初说得含糊，端方不肯放过。问到后面，来龙去脉才慢慢清楚：这块碑原先出自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清光绪年间已经出土；后来流入德国人之手，被运到柏林。端方听明白后，心里发沉。那几年西北文物流失得厉害，朝廷又无力追索，眼前这块碑既然已经进了柏林博物馆，想原物带回去，几乎没戏。端方没再空讲大话，端方换了个念头，先把碑文留下来。

馆方一开始并不答应。理由也直接：石质脆，原石已有损，拓印时再一敲，出了问题谁负责。端方只得反复商量，讲这通碑对中国学界的重要，讲哪怕原石不回国，也该让文字能回去。说到这一步，馆方才勉强松口，只允一次。麻烦也紧跟着来了。端方此行本为考察政治，身边并无熟练拓工，临时找人动手，谁都不放心。可事情到了眼前，端方不做又不甘心。

拓印那天，端方一直守在边上。动手的人不算内行，端方只能一边看，一边指点。碑面不能重压，水分不能失手，纸也要服帖，处处都得拿捏。第一张总算成了，端方刚松一口气，又想再留一张，以防路上有闪失，或者回国后再出别的差错。

偏偏第二次出了问题，工具落下去后，碑字受了损，馆方立刻制止，不许再继续。端方没法争，只能收住。到最后，端方手里真正带走的，是一张整幅本，外加一张只得四分之一的残本。

这件事看着像偶然，其实很见端方的脾气。端方做官多年，也爱金石书画，见古物不是只图把玩。1907年端方在两江任上创办江南图书馆，请缪荃孙主持，想的也是把书和文献集中保存，免得散失。柏林这一回，端方碰上的不是书，是碑，但做法是一样的：能保一点是一点。端方大概很清楚，乱世里谈保护，往往先要保住记录。

端方回国后，果然把这份拓本看得极重。整幅本专门装裱，请杨守敬、缪荃孙、况周颐、黄绍箕等人在四周题跋，把这次在柏林遇碑、求拓的经过都记下来。那张残本也没有作废，后来辗转补拓，仍被收藏界珍视。

再后来，整幅本归李介如收藏，残本也经流转归并到李介如手中，李介如还因此把书斋叫作“北凉双碑馆”。这说明端方当年做的事，不是只感动端方自己，懂行的人都明白这份拓本有多值钱，不是金钱的值，是史料的值。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原碑留在德国，表面上似乎还在，可后来的局势更乱。二战时期，柏林遭战火破坏，这通北凉碑原石最终损毁失踪。等到多年以后回头看，端方1906年在柏林博物馆那次不肯罢休的追问，反倒成了这通碑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抢救。

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的整幅拓本，正是端方当年带回的那一件。没有那次传拓，后人今天谈《沮渠安周造寺碑》，很多关键内容就只能靠旧记录拼凑，未必还能看得这样清。

所以再回看柏林博物馆那个瞬间，端方吃惊，不只因为看到了汉字古碑，更因为端方明白自己看见的是什么。那是一块从中国西北出土、被运到欧洲展厅里的北凉石刻；也是一段正在离开原来土地的历史。端方当时没有能力让原石立刻回国，这是谁都知道的现实。

端方能做的，是咬住来历不放，再把碑文尽量带回去。事情做得不算圆满，甚至有点狼狈，可正因为那次坚持，后来原碑毁了，中国学界手里还留着一份能说话的证据。这一页，端方算是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