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5岁女红军被敌人抓住,正要被砍头时,一名敌军官走过来,摸摸她的脸:"她,我要了。"说着,一把将她扛起来,转身就走!
这个女孩叫吴珍子,是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的排长,被押上刑场时年仅十五岁。11岁逃离童养媳婆家投奔红军,到被俘时已随队走了整整四年,翻过雪山,淌过草地,一路打到甘肃。
吴珍子之所以站在那个刑场上,要从一个月前的高台之战说起。
1937年1月1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部打下甘肃高台县城,部分妇女先锋团战士随军留守。董振堂这个人,来路并不寻常。他是冯玉祥西北军出身,1931年12月14日参与领导了宁都起义,带着一万七千余名官兵整体倒戈,加入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
毛泽东曾亲手将红旗勋章别在董振堂胸前,称其是"坚决革命的同志"。长征期间,红五军团承担最险的后卫任务,在湘江、赤水数度浴血阻击追兵,被称为"铁流后卫",才一路护送主力走到甘肃。
可高台这一仗,再没有援军了。马步芳调集超过两万兵力将县城围死,城内弹粮耗尽,唯一的通讯电台恰不在城中,董振堂与上级彻底失联。就这么僵着,整整九个昼夜,1月20日城防最终崩溃。
董振堂拒绝投降,举枪自尽,年不满45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日战死。马家军随即割下两人首级挂在城门示众三日,还将头颅放入白铁皮桶以烧酒浸泡,辗转送到西宁保存。这颗头颅在异乡停了整整七十八年,直到2015年,董振堂次子董用威才在西宁寻回了父亲的遗骨。
高台一战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局面急转直下。1937年3月,妇女先锋团在祁连山附近陷入合围,弹粮皆绝,被迫停止抵抗。
这支队伍当时的最高女性领导,是一个在外界并不被熟知的名字——张琴秋。她担任西路军组织部长,此前历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师长。
张琴秋早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后随队转战川陕,曾率五百未经正规训练的女战士,靠心理攻势和地形布阵逼得川军一整团缴械,《红军报》专门记载了"五百农妇缴一个团"的消息。
西路军与马家军在河西走廊苦战期间,张琴秋腹中已有身孕。倪家营子血战正酣时,张琴秋坐在马背上腹痛发作,血水浸透了马鞍,几名战士赶紧扯开背包在四面围成一圈,就在炮火声里,一个男婴降生了。
然而战势不容停留,战士们只能用衣物包住那个婴儿,将他留在了雪地上。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事后回忆,队伍走出去很远,还能听见孩子在雪地里的哭声。
溃散时,张琴秋在突围中被俘。战友们抢在审讯前替张琴秋开了口,说叫"苟秀英",四川人,四十五岁,是个烧饭的。这个名字来自一位当着张琴秋面为掩护伤员牺牲的川北女孩,张琴秋一直记着她。
然而没多久,叛徒出卖了张琴秋。1937年4月27日,《河西日报》第三版公开登出通缉令,马步芳随即将张琴秋秘密押解南京,关入"首都反省院"。
所幸国共谈判正在进行,周恩来在谈判桌上数度交渉,1937年10月,张琴秋终于回到延安。这段牢狱经历,在张琴秋此后几十年的命运里,不过是开头而已。
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被俘后遭马家军强行"配给"了匪团长马进昌,硬撑了将近两年,1939年3月趁换防之机出逃。
转辗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换来的却是"被俘时间过长,无从核实"几个字,打发走了事。王泉媛后来说过这么一句话:"敌人打我,我没有哭;可得不到组织信任,让我掉了泪。"
吴珍子与王泉媛是同一支队伍的人,在这条路上,她们的命运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被韩德庆扛进敌营后,吴珍子没有顺从,拼死反抗,咬掉了韩德庆手臂上一块肉,随后遭到毒打,被锁进柴房。营中有个老妇人动了恻隐之心,深夜悄悄给吴珍子松了绑,塞了些干粮和几块大洋。
就凭这点东西,吴珍子一路向东,朝着兰州走去。那里据说有八路军的人——至于等待吴珍子的究竟是什么,那是另一段尚未结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