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西市，一头受惊的黄牛冲进人群，撞翻了一个老太太。围观的人还没反应过来，衙役已经把牛主人按在地上。三天后，判决下来：流放三千里。围观者倒吸一口凉气。一头牛踩了人，怎么就要把活人发配到鬼都不去的边疆？这事儿放今天看，离谱得像段子。可在唐代，白纸黑字写在《唐律疏议》里。
事情得从《唐律疏议》翻起。这部书是唐高宗永徽年间长孙无忌他们一帮人编的，三十卷，五百零二条。里头专门有一条管马车牛车在城里街市跑出事的，叫"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
听着拗口，说白了就是没正经事儿你在城里街上瞎跑车马，笞五十。要是把人撞伤了，按斗殴伤人罪减一等处理。撞死了呢？徒一年半。
听到这儿你可能觉得，徒一年半也不算重啊。但唐代的"斗殴杀人"是要绞的，减一等就是流三千里。三千里是什么概念？长安到岭南、到黔中、到安南，一路走过去，十个里头能活着到的没几个。
韩愈被贬潮州写"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那还只是贬官。流刑犯人脖子上戴枷，脚上锁链，押解的衙役一路上想揍就揍，路上死了就地一埋，连个像样的坟头都没有。
那唐代为什么要这么狠？
有个细节挺有意思。长安城朱雀大街，宽一百五十多米，比现在十车道还宽。可《唐律》里管的不是大街，是"街巷"。街巷窄，两边住户多，妇孺老人随便一个门帘子掀开就出来了。
车马一旦在窄巷里跑起来，根本刹不住。唐代没有橡胶轮胎，没有刹车片，车子是木头轱辘，畜力靠缰绳勒。一头被惊到的马，缰绳能勒断。
开元二十八年，长安东市出过一档子事。一个胡商的骆驼队进城，骆驼受了爆竹声惊吓，把一个卖胡饼的小贩踩死了。胡商被判流二千里，骆驼没收入官。
胡商不服，说骆驼受惊不是人能控制的，自己也没让骆驼跑。京兆府的判官回了一句：你不让骆驼在街上走，骆驼能受惊踩人吗？这话糙，理不糙。
唐代的法律有一个核心，叫"原情定罪"。不光看你干了什么，还看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打算。《唐律疏议》里专门有"过失杀伤"条，说"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可以收赎，就是花钱抵罪，铜五十斤左右。
但前提是你这事儿得真"想不到"。在街市上赶车马，撞人这事儿你想不到？衙门一句话顶回来：你长没长眼？
这就引出更狠的一条。
《唐律》里还有"车马杀伤人"的细分。如果车马是因为惊逸，主人确实拉不住，按过失算，可以收赎。如果是主人自己驾车不小心，按斗杀伤减二等。最重的一档，是明知道街上人多还故意驰骋，比照斗杀伤本罪走，撞死人就得偿命。
唐代的判官审这种案子，第一件事是问目击者：当时车跑得快不快？赶车的吆喝没吆喝？路边人躲没躲？这几个问题问下来，主观心态就出来了。
天宝年间洛阳有个案子，一个官宦子弟骑马在天津桥上跟人赛马，撞死一个老翁。这家伙的爹是五品官，按唐律有"议"的特权，本来死罪可以减。结果河南尹奏到玄宗那儿，玄宗一句话：京畿要地，纵马伤人，议什么议。直接绞了。
你说唐代人迷信权贵？这事儿玄宗办得挺干脆。
再说回流三千里这个刑罚本身。唐代的流刑分三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千里是流刑里最重的，再往上就是死刑了。
为什么交通肇事能判到这么重？得看唐代人怎么理解"街市"这俩字。
长安一百零八坊，东西两市，是整个帝国的脸面。长安城里走的不光有本地百姓，还有日本遣唐使、新罗商人、波斯胡商、吐蕃使节。街市出一档子人命案子，传出去就是大唐的笑话。
法律的重，重在威慑。让赶车的、骑马的、牵骆驼的，进城前先在心里掂量一下：这一脚下去，可能是三千里。
岭南的瘴气，黔中的毒虫，安南的湿热，没几个中原人能扛住。
贞元年间，韩愈的侄孙韩湘，就是后来八仙里那个韩湘子的原型，曾经写过一首诗送一个流放岭南的朋友。诗里有一句"知汝远来应有意"，跟韩愈那句几乎一样。后人考证，这"远来"二字，说的就是流三千里。
参考资料：《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中国法律史学会《唐代法律制度研究》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