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7岁的清朝摄政王载沣，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卖掉了醇亲王府。四儿子溥任摔了当票，吼道：“这是祖宗家业！”然而他一句话就让儿子闭了嘴。


1950年开春，北京后海北沿的醇亲王府里，67岁的载沣在房契上按下手印。


政府工作人员递过一张写着"九十萬斤小米"的收据，这位曾经的清朝摄政王接过来，仔仔细细对折好，放进贴身衣袋。


四儿子溥任冲进来时，正好看见这一幕。他一把夺过父亲手里的当票，掼在地上："这是祖宗家业！"


载沣弯腰捡起那张薄纸，拍了拍上面的灰："你冲我吼什么？这府邸，早该交了。"


溥任涨红了脸："阿玛，这是咱们醇亲王府！当年皇爷爷住过的地方，您摄政的地方，也是我出生的地方！"


载沣没抬头，把收据重新揣好："小米能救人命，王府能吗？"


王府卖掉的第二天，载沣带着四个儿子搬进了东城魏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新住处没有琉璃瓦，没有御赐的匾额，连间正儿八经的书房都腾不出来。


可载沣却睡了个安稳觉，这是自1912年清帝退位后，三十八年来头一回。解放军进城后，载沣没跑，也没躲。他把王府里的古董字画整理出来，该上交的上交，该登记的登记。


旁人觉得他胆小，可载沣心里清楚，这套宅子就是个无底洞。每年修葺屋顶的钱，够买三百担粮食；冬天烧锅炉的煤钱，能让一个村子过冬。


载沣起初没答应。他亲自去政府跑了好几趟，想问问能不能别动这宅子。


接待他的干部很客气，给他算了一笔账：北京城里像醇亲王府这样的宅院，空着的有十七处。而与此同时，城外还有几十万灾民，一天两顿稀粥都喝不上。


干部没逼他，只说："载沣先生，您回去想想。"载沣回去想了七天。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出了醇亲王府的地契。


那是乾隆年间传下来的御笔，绢帛已经脆得像秋天的落叶。老爷子临咽气前说过一句话："咱们爱新觉罗家，不能总让人戳脊梁骨。"


1950年春天，政府再次派人上门。载沣听了，摆摆手："给个数就行，别算这么细。"来人很认真："载沣先生，这是规矩。建国之初，账目必须清楚。"


九十萬斤小米，按当时的市价，相当于六万块人民币。这笔钱不多，但载沣知道它的分量。


就在前一年，华北遭了灾，一斤小米能救一条命。他算过，这笔钱能买下的粮食，足够让两千个灾民撑过春荒。


签字那天，溥任不在场。他当时在辅仁大学教书，听说消息后骑着自行车就往家赶。溥任冲上去想撕封条，被载沣拦住了。


"你撕了封条，这宅子就能变回咱们家的？"载沣反问。溥任咬着牙："总得争口气。"


"争气？"载沣笑了，"你大哥溥仪在苏联蹲监狱，你二哥溥杰生死不明。咱们家这点气，早该撒完了。"


他指了指墙角的枣树："当年你爷爷在这棵树下教我读书，他说过，爱新觉罗家的荣华富贵，不是天给的，是老百姓给的。"


溥任没再说话。他后来回忆，那天父亲的眼神异常平静，像是卸下了四十年的重担。


搬家的过程很简单。载沣只带走了两箱子书，还有一些旧照片。王府里的家具，他让人搬去了故宫，说是"物归原主"。那棵老枣树，他亲手刨了，移植到新住处的小院里。


政府很守信用。九十萬斤小米折算的钱，分三次付清。载沣拿到第一笔钱，就捐给了北京救济会。溥任问他为什么不留给家里，载沣又笑了："咱们家四口人，有手有脚，饿不死。"


1950年冬天，河北发大水，两千多名灾民靠这笔捐赠熬过了最冷的三个月。载沣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剪下来贴在相册里，旁边是醇亲王府的老照片。


他临终前，把几个儿子叫到床边，没提府邸的事，只说："咱们家欠的债，总算还上了一点点。"
溥任后来把那张收据捐给了历史博物馆。


当年载沣的选择，说到底，是一个旧的统治者在新时代面前，终于明白了谁才是天下的主人。


他们不知道，1950年的春天，曾有个老人在这棵树下，用一座王府换了两千条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