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制度崩坏自洪武废宰相开始。
明朝人是怎么看待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分裂对抗的呢？大臣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沦为“奴才”的呢？估计很多朋友心里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明朝末期出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明朝灭亡后他对明朝以及整个封建社会进行了系统性思考，其思想现在看来都超越很多人。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他认为，明朝一切政治败坏的根源，从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废丞相就开始了。
为什么废相是文官与皇帝离心的起点？
黄宗羲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
第一环：废相 → 君臣关系质变
宰相存在时，君与臣是"共治天下"的关系。黄宗羲说"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官员就是君主的分身，君与臣只是层级不同，没有主奴之别。宰相作为官僚领袖，可以与君主"坐而论道"，地位近乎平等。
废了宰相之后，所有官员直接听命于皇帝，君臣关系从"师友"变成了"主仆"。文官不再是与君主共治的伙伴，而沦为听差办事的工具。
第二环：废相 → 内阁名不正、权不实
废相后政务繁重，皇帝一个人处理不了，于是有了内阁。明朝时，朱棣靖难之役时，不少文臣为了朱允炆尽忠。朱棣继承皇位不符合法理，与恪守礼法的文官集团是对立的，如果朱棣选择在南京安抚群臣，或者恢复宰相制度，或许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弥补裂痕，但是可惜他终究得位不正，最终选择了让太子留守南京，甚至和太子搞对立，把太子按到文官队伍中，而他自己利用占据优势的军事力量强行迁都，这导致双方之间弥补裂痕的机会再次丧失。而朱棣法理不正，只能靠功勋弥补，只能不断的对外征伐，这就导致了内阁权力扩大。但黄宗羲对内阁的评价极低：
"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
内阁不过是皇帝的书记员——批答奏章得按皇帝的意思来，没有独立决策权，对六部也没有行政领导权。所谓"有宰相之名，无宰相之实"，甚至连名都没有。
第三环：废相 → 大权旁落宦官
这是最致命的一环。黄宗羲说：
"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
内阁票拟之后要由皇帝批红，但皇帝怠政时就把批红权交给了司礼监太监。于是真正掌握决策权的，不是文官，而是宦官。内阁要做事，"最先不得不交结内监"，文官的尊严和独立性荡然无存。

黄宗羲的判断是：宦官窃权，本质上是废相造成的。"大权不能无所寄"，宰相的权力真空，必然被其他力量填补——填补它的就是宫奴。

第四环：权责分裂 → 文官与皇帝彻底离心

这就形成了一个畸形结构：
皇帝有终极责任，但被架空——决策要么独断（往往出错），要么被宦官操控
文官有实际行政权，但没有制度性决策权，也没有政治责任——出了事推给皇帝 宦官有批红决策权，但不担任何责任

黄宗羲总结的核心矛盾是：
"宰相无，而天下之治乱系于君主一人；文官盛，而天下之责任归于君主一身。"

大礼议：离心的标志性爆发
如果说废相是制度根源，那么嘉靖朝的"大礼议"就是文官与皇帝离心的标志性事件。嘉靖帝以藩王入继大统，文官集团要求他认孝宗为父，他偏要尊自己的生父为皇考。这场持续三年的对抗，本质上是——皇帝想突破制度约束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文官以"祖制""礼法"为武器对抗皇权。从此以后，明代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皇帝与文官之间不再是合作，而是持续的结构性对抗。这一点每次小编看历史书时感触都很深，孝宗时出现“弘治中兴”，无非就是整顿吏治，抑制宦官，用贤臣而已。到武宗时再次重用宦官，与文官集团对立，朝政混乱。

万历怠政就是这种对抗的极端表现——皇帝干脆不上朝、不批奏章、不补官缺，用"消极罢工"来对抗文官集团。

所以黄宗羲的完整判断是：明朝文官与皇帝的离心，不是从某个皇帝昏庸开始的，而是从**制度设计**就埋下了根——洪武十三年废相，取消了君臣之间唯一的制度性制衡机制。此后两百多年的政治运行，都是在补这个制度缺陷，但越补越畸形：内阁补不了宰相的位，宦官钻了权力的空，文官和皇帝在对抗中越来越远，直到最后崇祯那句"诸臣误朕"——皇帝觉得文官辜负了他，文官觉得皇帝不值得效忠，双方彻底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