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虐中国千年的蝗灾，为什么消失了？

翻开中国两千多年的史料，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三大自然灾害，从春秋时期到 1949 年，有明确记载的蝗灾就超过 800 次，平均每 3 到 5 年就会有一次大范围暴发。

蝗群过境之时，遮天蔽日，禾草皆光，晋代曾有蝗灾导致 “草木牛马毛鬣皆尽” 的记载，1943 年河南一地的飞蝗就吃光了 7 个县的庄稼，无数百姓被迫背井离乡。

可如今，我们这代人几乎只在历史书和新闻里见过境外蝗灾的惨烈，曾经席卷全国的蝗灾，早已淡出了中国人的生活。

这份安宁，从来都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一场跨越七十余年、从根源上改写千年困局的科学攻坚。

新中国成立之初，蝗灾依然是威胁粮食安全的头号难题，当时的治蝗主要靠人工扑打，虽能解一时之急，却始终无法根除祸患。直到 1951 年，留美归国的生态学家马世骏院士接下了这个千年难题，带领团队扎进洪泽湖、微山湖等蝗灾核心区，住牛棚、冒风雨，一点点摸清了东亚飞蝗的生存密码。

他们最终得出了颠覆传统认知的结论：治蝗的核心，在于治水。蝗灾的暴发从来不是孤立的天灾，旱灾与水位波动带来的大面积裸露河滩、荒地，才是蝗虫最理想的产卵温床，这也是 “旱极而蝗” 的千年谜题背后的科学逻辑。

基于此，马世骏团队提出了 “改治结合，根除蝗害” 的核心方略 ——“改” 是釜底抽薪，通过水利工程稳定水位，让蝗虫产卵的滩涂不复存在；通过垦荒种植、调整作物结构，把蝗虫的滋生地改造成良田，从根源上断绝了蝗虫大规模繁殖的可能。

从 1954 年起，随着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流域水利工程的全面推进，曾经的蝗灾重灾区被系统性改造，东亚飞蝗的核心孳生地从近 8000 万亩大幅压缩。1977 年 10 月 23 日，新华社正式宣告：“飞蝗蔽日的时代一去不返”。但这场战役并没有就此止步，中国人的治蝗策略，从被动应急转向了主动防控，用科技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 “防火墙”。

如今，我国早已建成了全球领先的蝗虫监测预警体系，12 颗风云气象卫星与 200 多个地面监测站组成天罗地网，能提前 45 天预测蝗虫卵块孵化区，准确率高达 91%，AI 技术还能精准锁定蝗群迁飞路径，误差不超过 3 公里。

2025 年，西藏部分地区出现西藏飞蝗蝗情后，当地部门第一时间启动联防联控，通过无人机与车载喷雾的地空结合模式，迅速将蝗虫密度控制在防治指标以下，彻底杜绝了成灾可能。即便是面对境外蝗虫迁飞入境的风险，这套体系也能提前预判、提前布防，2024 年蒙古国蝗群南迁时，我国通过提前启动边境隔离带防控，让蝗虫过境量减少了 98%。

与此同时，我国的治蝗技术早已告别了单纯依赖化学农药的阶段，形成了完整的绿色防控体系。从蝗虫微孢子虫、绿僵菌等生物农药的大面积推广，到利用粉红椋鸟、牧鸡牧鸭等天敌进行生态防治，再到 2025 年中科院团队研发出能阻断蝗虫聚集信息素的小分子抑制剂，我们已经能从根本上阻止蝗虫形成灾害性群体。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经过数十年的治理，我国早已实现了 “飞蝗不起飞成灾、土蝗不扩散危害、入境蝗虫不二次起飞” 的治理目标。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中国治蝗方案，也成为了我国履行国际责任的重要抓手。作为全球首个基本消除蝗灾的国家，我国的治蝗经验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高度认可，我们不仅建立了亚太区域蝗虫防控协作机制，还多次为巴基斯坦等 “一带一路” 国家提供技术指导和物资援助，用中国方案守护全球粮食安全。

今天我们之所以看不到蝗灾，不是蝗虫彻底消失了，而是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农技人员用科学与坚守，把这场肆虐千年的天灾，牢牢锁在了可控的范围里。这场跨越千年的胜利，藏着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更藏着一个国家守护粮食安全的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