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竟然在自己的追悼会上现身，周恩来暂停主持仪式，现场众人难以置信，气氛瞬间紧张！
1931年十二月的莫斯科，夜色压在皑皑白雪上，列宁学院的灯光把走廊拉得狭长。两名中国学员交头接耳：“李立三是不是已经牺牲？巴黎那边好像办了追悼会。”站在窗前整理译稿的李立三听得真切，他笑了笑，自言自语：“又开追悼会？这都第几回了。”
追悼会开的次数多到连当事人都记不清，这在中共早期领袖中唯独他一人“享受”过。1899年出生的李立三，十六岁在长沙读书时被一张《征友启事》吸引，与毛泽东结缘；两人常在湘江边辩论救国之道，茶摊老板说俩人“像下不完的围棋”。1919年“五四”后，他与周恩来、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住阁楼、刷锅碗，却在夜里翻读《共产党宣言》，立志投身工运。

1922年秋，安源路矿风声鹤唳。矿警贴出布告，造谣李立三已被腰斩，意图震慑罢工工人。此讹迅速越过大洋，旅欧《少年》杂志发表悼文，巴黎小客厅里挂起黑纱，周恩来带领同学默哀。等电报辟谣，大家哭笑不得，周恩来摇头：“通讯再慢，也没慢到能把活人送上灵堂啊。”
三年后，上海工潮此起彼伏。1925年六月，李立三出任总罢工指挥，与租界工部局周旋。北洋名将吴佩孚重金收买刺客肖剑飞，枪未响，人先慌。肖自知任务失败，干脆散布“已击毙李立三”的消息，江浙工人纷纷设香案；两天后，李立三在公共租界一现身，工友们先愣后笑，气氛跟翻书页一样快。

如果说前两次是流言，那么1927年九月武夷山黄峰岭的惊魂则更像传奇。南昌起义部队转移途中，运输队缺粮，他带人上山摘果，遭土匪挟持。山谷太窄，乱枪后衣着相似的警卫员跌入深崖，被误认成他。部队迅即举行追悼会，由周恩来主持。棺前白花未放稳，李立三推门而入，开口第一句：“各位，我刚从阎王爷那儿退了票。”会场先是死寂，继而爆发笑声，连周恩来也罕见地停顿数秒才继续主持。随后他花一整夜说服土匪下山改编，这支队伍后来编入叶挺独立团。
动荡年代的信息断裂让生死消息飘忽不定，却也折射出革命者在刀锋上行走的残酷现实。数次“死而复生”并没给李立三带来半点浪漫，他更早地意识到策略失误对革命的伤害。1930年前后，他在中央倡行“左”倾冒进路线，给根据地造成巨大损失。莫斯科求学期间，他把自己当成“活教材”，在课堂上剖解错误：“路线问题不是面子问题，是生死问题。”同学回忆，那一晚讲台下甚至能听见他嗓音微颤。

1946年秋，他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递交长篇检讨。一位与会者回忆，毛泽东合上稿纸，只说了句：“错了就改，好事。”1949年春，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当众再次自我批评，坦率得让很多青年代表动容。刘少奇在会后私下评价：“有胆识，才敢照镜子看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总工会重建在即，李立三被任命为主席。有人劝他保重身体，别再“拼命三郎”似的下基层，他摆摆手：“头三回都没能把我送走，这条命多半是工人借给我的。”在东北，他到车间查食堂伙食，发现厨师偷工减料，当场让自己午饭只吃那份粗糙米粥；晚上却悄悄塞钱给患病工人的母亲。“规矩要立，人情也要有。”同行干部后来回忆，这句话在寒风里听来格外暖。

1954年以后，他参与制定劳动保险条例，把早年工运经验写进法律文本；会议间隙仍时常引用那三次“追悼会”调侃自己，提醒同事保持信息透明。有人问他如何看待追悼会的意义，他回答得很干脆：“同志们需要一个出口，把悲愤汇成继续斗争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在活人还活着时，就把事情做对。”
1967年六月二十二日，李立三因病去世；1980年六月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正式追悼会，这一次没有误传，没有戏谑。挽联写着：“历经三度谣言，终归赤子真心；自省可抵万难，功在工运史册。”三次虚惊、一回送别，折射的是革命年代的通信困顿、敌对势力的心理战，更显出一个共产党人把错误化为动力、把生命交给人民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