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视察安庆时，得知陈独秀之子在砖厂劳动，特批要求相关部门给予特别照顾！
1915年秋，安庆城里忽然多了一座“独秀山”的说法。当年《新青年》刚问世，街头巷尾都知道这位姓陈的报人锐意变革，却没人料到，这座小山的名字数十年后会牵动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目光。
20世纪初，陈家三兄弟在这片江边小城先后长大。大哥延年、二哥乔年读书聪颖，后来漂洋过海赴法勤工俭学，接触马克思主义，归国后奔走于广东、北京、上海，星夜传递新思想。1927年4月12日清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门前枪声骤响，28岁的延年挺直脊梁步入刑场，据说临刑前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站着死，才像个革命者。”次年6月，26岁的乔年在南京雨花台附近就义，兄弟二人的名字从此写进烈士名册，却给家中留下了苦难的长子空缺。

幼弟松年此时才十七八岁。父亲陈独秀身陷党争漩涡，家庭重担落在少年肩头。1928年以后，松年不再求学，辗转帮母亲照料弟妹，日子过得紧巴巴。有人替他惋惜，他只摇头：“兄长们为理想去了，总得有人把家守住。”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松年赶往探监，隔着铁栅，他低声说：“爹，家里都挺好。”陈独秀却皱眉训他：“男子汉，莫作声泣。”那年冬天，母亲病故，松年一边打零工，一边往南京、上海两头跑，只为给父亲送衣送药。

全面抗战爆发后，政治犯获释。1937年底，陈独秀到了重庆江津，松年携妻儿南下陪伴。父子相依，只靠译稿费和卖字画维持生计。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江津小院；灵柩运回安庆时，运费还是松年四处借来的。那年他32岁，身边已有四个孩子，家里却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1949年，解放军渡江，安庆换了新天。松年原盼着凭中学学历去教书，但“历史问题”让他与讲台无缘，最后进了郊外砖厂当装窑工。冬天泥水冰冷，夏天窑火炙人，一天两顿番薯干，已算不错。工友问他：“听说你是陈独秀的小儿子，真的假的？”他只苦笑，不多谈。

1952年2月，中央大规模南巡展开。一天深夜，长江江面灯火点点，一艘军舰泊在安庆江心。次晨，毛泽东沿岸边踱步，远远望见那座独秀山，随口问随行干部：“这山名，可与陈独秀有关？”陪同的地委书记傅大章忙答：“因先生而名。其幼子陈松年，目前在砖厂做工。”毛泽东停了几秒，说道：“他两个哥哥为革命捐躯，生活困难就按烈属待遇照顾吧。”
口令简短，却重若千钧。回到驻地，傅大章立即召集财政、民政、工会商量。不到一周，砖厂工会通知：自三月起，每月补助30元，并优先安排子女入学。那年普通工人月薪不足20元，这笔钱对松年如雪中炭。

消息传来，松年楞了半天，才低声道：“我没干什么大事，还给我这么照顾。”同屋老工人拍拍他肩膀：“这是国家记得你家牺牲的那俩哥哥。”松年点点头，转身去窑口继续装砖，脚步却比往常轻快许多。
安庆人常说，独秀山上一块石碑记录着陈家的风雨，可真正的碑或许在历史深处。延年、乔年用热血书写信仰；松年用辛劳守住一脉香火；新政权一次看似普通的批示，把三兄弟的不同轨迹悄然连在一起，也让这座老城的江风，多了一丝温暖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