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将军红军时期的诸多独特经历，在所有开国将帅中实属无人能够超越，你知道有哪几件吗？
1936年7月2日甘孜高原的风带着寒意吹进指挥部帐篷，电灯摇晃。贺龙读完军委来电，对面前那位二十九岁的湖南人说：“老萧，三十一军就交给你。”萧克答一句“保证完成任务”，语调平静。这一刻，他已经在中央红军系统、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条序列都担过军级指挥权，放在当时的红军将领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做到。
不少人好奇，为何一个年纪尚轻的师长、军长，能在不同方面军间穿梭自如。答案得追溯到十年前。1926年，他还是黄埔四期学员，长沙分校里枪响催得人日夜训练。那年北伐军急缺连排干部，年轻学员几乎一毕业就被推上前线。萧克在江西上高一战摸到门道：步兵连如果能跟着火力机动，哪怕弹药有限，也能逼退白色防御线。此后，他在部队里被视作“能打而稳”的典型，调动频繁。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外炮声震天，起义部队仓促集结。那一仗打得七零八落，却让萧克结识了朱德、贺龙等后来的战友。部队南撤途中，他随朱德转入井冈山，和林彪、粟裕等同龄人一起住茅棚、挖地雷。山里条件苦，最难的是补给，但也正因艰难，练出了小部队独立行动的本事。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指挥红五师咬住敌军右翼，一个侧射点火力全开。可惜一发子弹从左胯穿出右腿根，他被抬下火线，几个月卧床不能动。
伤未痊愈，任命又到。临时军委电令他接红二十二军军长，但部队已并编，他干脆北上治疗。伤好后不久，中央根据湘赣边局势把他派到红八军。那是块“啃骨头”的区域，山岭交错，敌伪势力盘根。他干脆把分散的游击小队连成线，用“十字进攻”收复多地。1934年春，八军编入新组建的红六军团，他顺势升为军团长。此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吃紧，西面必须开辟退路，红六军团成了尖刀。

西征路上物资匮乏，沿途又接连与地方民团周旋。萧克命令轻装突进，减员也要保持机动力。一个月后，他们在松桃会拢红二军团。数万红军的旗帜在湘鄂川黔交界迎风招展，新根据地随即诞生。出乎意料的是，几年苦战积累的“六军团打法”在这里很管用，部队反倒越打越多，兵力从七千扩到两万余人。
这一阶段的湘西攻势常被史家称作“小长征”。萧克主张“分路出击，各自为战”，快速切割国民党守军补给线。贺龙点头，“走小道，打大道”，一句话定战略。结果半年间，近二十座县城易手，川黔边的茶马古道被红军牢牢控在手里。这些战果不仅巩固了根据地，也为中央主力向西北突进赢得了宝贵通道。

遵义会议后，军委接连来电，要求湘鄂川黔的红军掩护中央纵队北移。为了提高指挥效率，军委批复成立“分会”，贺龙任主席，萧克、任弼时等为委员。那时的电台干脆，几句加密电码就是一纸任命。萧克从此与红二方面军结下更深渊源。到1936年春，他已是副总指挥，实兵部署几十团，往返穿插在雪峰山和武陵山之间，阻击薛岳、陈诚的追兵。
同年夏，红二、六军团踏上翻越大雪山的征途。高寒缺氧，加上川军阻击，每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蹚血。7月初，他们终于在甘孜城外看到红四方面军的军旗。会师礼成后的第一次高层会议，确定了组建红二方面军的决定——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治委员，萧克副总指挥。值得一提的是，王树声因旧伤复发需要后送治疗，红三十一军缺帅，会上临时补缺。于是便有了开头那句简短对话，也让萧克的履历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

细看他的任职清单：中央红军时期的红五师师长、红八军军长，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兼六军团、三十一军之职，再加上在四方面军序列里的军长名义。这串职务将他与战史中另一位“多面军长”陈伯钧并列，后者在红一、红二方面军都摘得军长，却在红四方面军只任军参谋长。因此不少研究者倾向于把萧克视作跨方面军任职最完整的代表性人物。不得不说，这样的经历折射出那一代指挥员的枢纽价值——哪里需要，就把指挥所搭在哪里。
1937年全面抗战硝烟升腾，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委员关向应，三人共同率两万多人奔赴晋西北战场。从黄埔四期的操场到太行山的泥泞小路，萧克走了整整十年。其间，他的肩章不断更换颜色，所属番号几易其名，但有一点始终未变——在最需要他的地方，始终有人递上新的任命状，让他领兵走向下一个更难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