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张恨水出席团拜会，周恩来看他穿着，关切询问是否生活遇到难题？
1955年春节前三天，北京的风像刀子一样割面，中南海勤政殿里却暖意腾腾。灯笼尚未挂起，张恨水被工作人员请进大厅，他身上的中山装已经洗得发白，袖口微微磨毛。周恩来一眼看见，笑问一句：“张先生，这件衣服穿了多久？”
张恨水拱手，声音不高：“十年整。”他特意补充，“这是1945年，毛主席给的延安呢料做的，舍不得换。”周恩来低头一看，那块布料虽然被染成深青色，但老成的针脚和褪色的边角仍透出岁月痕迹。他点点头，说了句：“没忘旧，好。”
时间往回拨十年。1945年8月下旬，山城重庆云雾正重。那天傍晚，周恩来派车把张恨水接到红岩村的一处小楼。临下车时，周恩来半开玩笑地提醒：“毛主席要单独见你，我可得在外面等。”张恨水顿觉意外，也有几分忐忑。

二层小客厅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茶杯，先提起《啼笑因缘》：“我在陕北时就翻过你的书，通俗，却戳到人心里的痛。”接着，他送上三样礼物——一块灰色粗呢料、一袋小米、一包红枣，“延安的土特产，不值钱，但心意在这里。”两个小时里，话题从北洋军阀写到抗战，甚至谈到《沁园春·雪》的发表方式。
那首气吞山河的词后来由《大公报》刊出，署名“墨客”，读者并不知道幕后牵线者正是张恨水。拿到稿子的夜里，他站在油灯前反复朗读，灯芯噼啪，窗外重炮声偶尔传来，远处嘉陵江依旧流淌。

回忆更早。20世纪20年代，北平茶楼里茶客最爱追着《啼笑因缘》连载，成段成段朗读。章回体在那个新闻纸还稀缺的年代依旧受欢迎，原因很简单：读着过瘾，人物好记，还敢讽刺时政。一位老太太迫不及待要续集，张恨水却回话：“旧的问题已写尽，新的故事得换一条路。”不久，两家电影公司为了改编权打起官司，通俗小说的势头由此推上高峰。
九一八事变后，话题再也不是儿女情长。张恨水把原本写好的稿纸撕掉，重起笔写《八千里路云和月》。七七事变时，他只带一个小皮箱便踏上西去的火车，汉口短暂停留后进入四川。西南腹地成了文化人集结地，全国抗敌文协在此成立，他当选理事，白天写新闻，夜里写小说，稿纸摞起来半尺厚。
1939年冬，平江通讯处人员遇害的消息传到重庆，他写下十二字挽联托人转交董必武，《新华日报》全文刊登，引来暗线监视。有人指他“赤化”，他却在日记里写道：“倘文人连此都不敢写，纸笔算什么？”不得不说，这份胆气很快为他赢得了另一端的关注。

抗战末期，国共谈判让重庆满城风声。城南桂花巷的客栈里，张恨水日夜赶稿，却总惦记着前线消息。正是在这样的气氛里，那场两小时的谈话发生。毛泽东临别时还半开玩笑：“四五年后我们还要见面，好好写，别停。”说完拍了拍那卷灰色呢料。
从那天起，张恨水把布料交给裁缝，做成一件合身的中山装。开会穿，上街也穿，连坐火车去天津探亲都舍不得换。时间久了，灰色褪成淡白，他索性买来靛蓝染料，又让裁缝改了下袖口，全城都知道那是“主席布”。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城市安静得反常。当天亮，他却突然脑溢血瘫倒在报社宿舍，把人吓得不轻。周恩来获悉后派人接他住进医院，并在6月全国文代会前一天亲自去病房叮嘱：“会先开，你安心养。”开幕式上空出的席位，就是留给他。

1959年，他收到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聘书，签名是周恩来的亲笔，纸张雪白，钤印鲜红。那年他65岁，行走已靠手杖，但仍坚持每天写千余字短文，主题从古典戏曲谈到北京胡同，笔风未改。
1967年2月15日凌晨，寒潮袭京，张恨水再次突发脑溢血。护士说，他昏迷前还摸了摸那件早已褪色的中山装。灰呢、藏青、岁月痕，一位通俗作家的半生与国家风云就这样缝进了旧布里，连针脚都像极了那个时代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