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在成功诛杀董卓后为何未能善用局势，最终让原本的优势全面崩盘？
公元169年，豫州刺史府的简陋书案前，年方弱冠的王允正批改县丞案牍。那一年，他以清廉刚烈闻名乡里，百姓称他“王青天”。谁也未料，二十多年后，这位少年清官会在长安权势顶点失手，“一夕之间，星坠如雨”。
彼时的东汉朝廷，已被外戚与宦官撕扯得千疮百孔。黄巾余火未灭，地方牧守自拥兵马。诏书出了都门，常常无人理会。正是在这风声鹤唳的背景下，凉州军阀董卓携甲入洛，扶持少帝迁都长安，烧宫室，掠金帛，天下震动。面对压顶的巨石，王允选择了隐忍：表面恭敬，暗里编织网罗，利用“父子反目”的缝隙引得吕布反戈。192年4月，长安雍门外，铁戟破风，董卓应声倒地。街巷里爆发出久违的喝彩，百姓以为黎明将至。
然而，胜利的光只是昙花一现。王允在尚书台首设大宴，痛陈国事，语气却已透出一种“奸党既除，余皆可使”的傲气。就在酒盏交错时，宫中流出一句议论：“王司徒似忘了自己昨日也曾侍立于董卓案前。”议论很轻，却预示了风向的突变。
先出事的是蔡邕。此人博涉经籍，在当时士林中几近泰斗。董卓逼他出山，一月三迁，他虽不情愿，却也得重用。如今闻董卓身死，蔡邕于家中低声长叹。有人密告王允。廷尉尚在请示处置，王允已下诏：“国贼已诛，犹有余哀，何以服众？”一纸死命。马日磾直言：“国之将亡，必先斩良士。”王允只道：“法不过情。”很快，文坛哑然，士子悄然远去，朝堂上只余颂功之声，却无人敢进逆耳之言。
紧接着，矛盾转向军中。吕布请示：“董卓库中金帛车甲无数，何不分赏三军与列侯，示以新政？”王允摇头：“乱世当以法立，不以财买。”表面慷慨，实则断了将士念想。更要命的是，西凉四将郭汜、李傕、樊稠、张济逃回凉州，上书自请归顺。多数公卿倾向一并大赦以示怀柔，王允断然拒绝，且令各州追缉董贼属下。朝中有人提醒：“将军尽失归路，必为死战。”王允淡淡一句：“匹夫逆天，何足虑。”

凉州不是空谷。董卓经营多年，军粮马政皆在本土，且与羌胡互市。贾诩以一句“长安城墙厚，民心薄”扭转局势，让四将掉头反攻。192年六月，叛军自陈仓关突进，沿途呼号“为太师复仇”，竟有百姓提供粮草。吕布仓促迎战，兵败中渭桥。有人劝王允暂避河东，他却在宣室殿前抚剑：“董卓我敢诛，岂惧余党？”语气铿锵，却无人再信。
城中守备本已松散，士卒拖欠赏赐，意志涣散。七月初，郭汜军攻至含光门，城中一夜三变旗。翌晨，献帝登阼殿，急召王允。殿外箭矢横飞，他仍披朝服而来。吕布负伤拱手：“请护陛下先出。”王允只是摇头，转向皇帝：“臣罪当死，愿以首谢天下。”说罢，纵身跃下青琐门台阶。尘土落定，城楼火光映照，他的身影再无起伏。
王允的死并未止血。郭汜、李傕拥献帝挟天子令诸侯，群雄愈加名正言顺地割据。朝廷从此只剩空名。回看这一连串逆转，除董之计曾是明招，随后的步步紧逼却像把利刃反刺自身。王允未能完成从“除奸谋士”到“掌局中枢”的角色切换，依旧用清算思路对待朝臣与军旅。结果，士大夫噤声，将士离心，凉州旧部卷土重来，长安顷刻崩塌。
乱世最难的是聚人心。东汉的最后一线希望，在胜利的余烬里熄灭。与此同时，奔逃的吕布踏上新的征途，兖州、徐州的大门正缓缓洞开；而在渭水西岸，贾诩正在策画下一盘更大的棋。历史没有假设，但若当初那场死士大会后，王允能多一些包容，或许局势未必如此急转。可惜时局如洪流，个人的骤然傲慢足以掀起新的波涛。权力的高峰，往往也是断崖的前缘，这一点，他在纵身一跃的刹那才真正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