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包干到户后，这个村庄坚持集体经济，竟然率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吗？
1981年初冬，河南临颍南街村的淀粉厂大门紧锁，传送带的轰鸣声消失得无影无踪。“咱这个月的工钱到底啥时候发？”有人在铁门外嘟囔。承包商卷起账本离开的传言，像冷风一样在村里乱窜。
那阵子，全国农村大都改行“包干到户”，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八个红手印已经传遍报端。但南街村的集体尝试却走了另一条岔路：土地没早分完，村办企业却先包了出去。纸面上，村里每年坐收提成；现实里，账面盈利飘忽不定，工人领不到钱，地里也因劳力分散荒了好几片。

拖欠、停产、撂荒——连续三年，问题越积越多。1984年春，村党支部召开通宵会商，书记王宏斌只说了一句：“再这么拖下去，咱们一块地一间厂都保不住。”会后，村里抽调骨干，接管淀粉厂和砖瓦厂，土地也陆续回收，分散的小块重新连成大田。
收回经营权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怎么干”。从当年秋分起，南街村把农业、副业、供销、建筑、财务、教育、治安等统称为“十个集体”，各设小组，党小组长兼任工段长。干部与社员同吃同住，同样记工分，不再有“老板”和“包工头”的缝隙。

有意思的是，制度之外还套着一层精神纽带。广播喇叭准点响起：清晨《东方红》、午后《大海航行靠舵手》、夜里《社会主义好》，三首歌循环播放。老乡们开玩笑，说这是“村里的钟点表”，可谁也不敢不听号令——迟到一次，奖金就要打折。
到1993年前后，村民迎来了最直观的变化：两层小楼整齐排开，家庭人口多的分92平方米，少的也有75平方米。房产证上写着“集体所有”，但钥匙握在自己手里。电风扇、彩电、冰箱一样不少，只是要守村规，终身免费住，用电用水却不得浪费，否则家电要被收回。医疗、教育、主食全包，工资虽不算高，日子却比过去宽裕得多。

外界对这套福利颇多好奇。有人质疑会不会养懒汉，南街村的回答是“干多干少不一样”。除了基本口粮，每月还有计件工资，干劲大的能拿双份收入。惩罚和奖励并存，靠的是“集体红线+个人积分”的细密考核，这在当年的乡镇企业里并不多见。
产业扩张紧跟着福利体系起步。本地小麦、玉米成了第一桶金，面粉、挂面、饮料、啤酒，一条完整的加工链被拉起。厂房越盖越多，外来务工者一度超过本地人口，食堂、宿舍、幼儿园全在大院里解决，外地工人却要自费，村民仍享补贴。

到2019年，南街村名下的28家公司合计销售额约23亿元，利润近2亿元，向国家缴税6800万元。同期，曾经的改革“代名词”小岗村首次人均分红350元，两种路径的落差引来无数调研团队。有人感叹：一边是“人人股东”，一边是“统分结合”，同样几十年，收成却大不相同。
必须看到，南街村的账面成绩离不开几件“老套路”——支部说了算、利润集中投、福利反哺民。这样的组合要求强硬的组织力，也需要村民在收益与约束之间做出取舍。走到今天，厂房机器依旧轰鸣，广播里依旧唱着老歌；那些当年在厂门口等待工资的中年人，如今大多已过花甲，他们说：“换了个活法，不算白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