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剿匪时意外救出一名被困汉人奴隶，之后被军区派专人送往北京的真实故事
1935年5月，大渡河水声轰鸣，河面裹着初夏的残雪，浪头足有两层楼高。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是一条汛期最险恶的水道，也是北上必须跨过去的关口。川军把桥拆了，把船烧了，只剩下一条翘首木船被锁在岸边，敌人守在对岸的暗堡里等着红军犯险。
在这种情势下，安顺场二十四岁的船老大帅仕高被寻来。他站在河岸，看了一眼波浪，没多说话，只伸手摸了摸船体的铆钉。有人小声提醒：“敢不敢？”他抬头回了句，“水再凶，也有靠岸的时候。”短短一句，决心已明。
夜色还没完全褪去，十七名突击队员带着轻武器鱼贯上船。敌人的探照灯一扫，枪声紧跟着亮起。浪头把小船抛起又砸下，船身猛地偏向石礁。帅仕高来不及喊，把篙一丢便纵身入水，整个人扑向船尾，用肩背死死顶住，硬生生把船校正到正航线上。黑水灌进耳朵，他咬牙不松手。几分钟后，船底擦着碎石滑进北岸暗礁缝，十七勇士跳岸建立桥头堡，南岸红军随即开始大规模登船。

接下来的七昼夜，七十多名船工在枪林弹雨与激流之间反复往返，将数万名红军和全部辎重送过大渡河。汛期素有“五月安顺不渡河”的忌讳，这一次偏偏成了例外。部队北上成功，蒋介石“让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如意算盘被彻底打碎。
胜利的背面却是另一场厄运。红军前脚刚走，川军的清查紧跟而来。安顺场街头贴满了悬赏榜，“缉拿通匪船工，格杀勿论”八个大字触目惊心。帅仕高连夜逃进深山，父亲被抓后死在狱中，母亲积劳成疾无药可医，兄姐四散。为了活命，他辗转泸定、冕宁，一路给人放木排、淘金，最后被迫卖身进入嘎基彝寨，当了给土司放马的“保坎”奴隶。

奴隶的日子，比大渡河的激流更冷。破蓑衣挡不住山里的寒夜，他和牲口同住一间马棚。阴冷潮气腐蚀了左眼，久而久之，只剩一层浑浊白膜。地主不许看病，只要他还能摇橹挑水。那段岁月，他的名字被人忘记，只有活计没完没了。
新中国成立后，西南仍暗流汹涌。1950年底，西康军区接到任务，进山肃清残匪，顺带寻找传说中的“渡河船工”。1952年初夏，鲁瑞林带领民族工作队进入大凉山腹地。一天，向导指着寨子里一个瘦削的汉人说：“那人不一样，他说过去当过船老大。”工作队把人请来，烤火时随口一问，他提到“当年五月，我给红军撑船”的旧事。年轻记者颇觉新奇，连夜写了简报发回雅安。
三天后，电台里吱啦一声，传来鲁瑞林的口令：“务必把那位船工护送到军区。”原来，早在解放西康时，刘伯承就反复强调：一定要找到当年安顺场那些救过红军的老乡。线索屈指可数，如今总算露出眉目。

告别山寨那日，彝族群众围着这位失明的汉人送行。帅仕高摸着篾笼里简陋的行囊，默默鞠了一躬。他在半山腰回头，看见黑压压的人群在火把下挥手，那一幕让他哽咽良久。
回到安顺场时，他已四十一岁。旧街的青石板仍在，河水一如既往，却少了当年滚滚的硝烟。地方政府给他分了两间竹楼，又在岸边安排了小木船，让他以老本行糊口。邻里第一次见他站在自家门前，都是惊讶和敬意夹杂。有人悄声说：“这是当年的英雄，命硬。”
1955年，强渡大渡河二十周年纪念在北京举行。军区专车把帅仕高接到成都，再经火车抵京。会场上，彭德怀握着他的手，反复道谢。那双曾在激流中顶住船底的肩膀，已经有了岁月的斑斑伤痕。彭德怀递过三包大前门，又塞了几张钞票，“留下来治治眼睛，别再受苦。”帅仕高只是憨笑，不停点头。

十年之后，1965年9月，彭德怀途经四川石棉矿区，再次到医院探望他。病床旁，老船工抖着手把鹤嘴壶递过去：“首长，喝茶。”短短三字，声音沙哑，却比山风还真。诊室里一时无语，唯有壶口氤氲的热汽在阳光下升腾。
此后，他靠河而居，过上平静的日子，偶尔在镇口与后辈讲起那一夜的浪声。1995年，他因病离世，终年八十四岁。十多年后，媒体评选“十大爱国拥军人物”，名单公布时，人们发现，排名靠前的，正是那位曾用双肩顶住历史转折点的小小船工帅仕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