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井冈山英烈，三十二岁壮烈牺牲，他的妻儿被迫流亡多年，最终结局如何呢？
1927年10月，秋风透寒，毛泽东率着不足千人的部队沿着罗霄山脉北段摸索前进，粮弹见底，伤号一担接一担抬；缺的不只是给养，更是一个能够暂时喘息的落脚点。摆在眼前的井冈山地形险峻，却也人心未定——要留下，先得说服当地最有力量的两支民团：袁文才的宁冈保卫团和王佐的茶陵义勇军。
彼时的袁文才年仅29岁，客家青年出身，打小读过几年私塾，识些字，又在山间闯荡多年，刀口舔血混成了“马刀队”首领。家乡宁冈一带土客矛盾尖锐，地主团练横征暴敛，“绿林”成了不少穷苦人最后的活路。袁文才举起大刀时本也无意革命，只求给族人留条生路；可1919年母亲死于军阀清乡枪口，他心中那股烈火再也灭不下去。

1925年，宁冈地下党人龙超清找上袁文才，言辞恳切：“兄弟，这杆枪若只护己身，迟早被剿；若能与穷人一块使，才有活路。”袁文才思忖数日，将马刀队改编为宁冈保卫团，旗号虽换，本色犹在。翌年9月，他联手王佐，闪电攻入宁冈县城，一句“打倒土豪劣绅”传遍山乡，井冈山周边数县的佃农、贫雇齐喊“袁团总好”。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赣西。秋收起义部队上山那天，袁文才起初犹豫：客兵会不会抢地盘？古城会议上，他托副官递话——“井冈不是一座山，换个高山照样能打。”毛泽东没有回话，只悄悄备下100支新枪，亲自送到茅坪。两人往山边竹林里一坐，毛泽东只说一句：“要为穷人打天下，总得拧成一股绳。”袁文才默默点头，把烟卷掐灭，次日命人抬着枪上井冈，“从今往后，听毛委员指挥。”
部队很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袁团长、王副团长。熟门熟路的地方兄弟带着外来红军在密林深沟间穿梭，新城、龙源口、黄洋界几场硬仗下来，敌军摸不清路，屡吃败仗。毛泽东向上报告时留下那封著名电文：“永久通讯处：宁冈袁文才。”一纸短句，足见信任。

1928年底，三万国民党正规军对井冈山实施经济封锁，加上内部粮荒，红四军被迫南下赣南。撤离前的紧急会议上，围绕“如何处置地方旧武装”出现分歧，中共六大刚通过的文件提出要逐步改造，一些同志却主张速决“土匪习气”。袁文才被任命随军调往前线，途中偶然翻到那份内部材料，心生不安，连夜翻山回茅坪，投宿王佐家，商量对策。
1930年2月初，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抵永新，联同地方负责人王怀拟定一纸“请袁、王协助攻吉安”的公函，并冠以“毛委员急电”。袁文才虽疑虑，仍带十余亲兵赶到永新。11日傍晚，他与王佐被安排入住尹家巷小楼，楼外五县赤卫队悄然聚拢。夜半枪声乍响，袁文才倒在床榻，年仅32岁；王佐破窗而出，潜入河中，因肩伤力竭，溺水而亡。第二天清晨，城里流言四起，却无人敢收尸。

毛泽东在赣南接报，拍案而起，只留下“杀错了人”四字批示。战局迫在眉睫，追责暂且搁置；这一耽搁，就是多年。井冈山百姓口口相传的，却是另一句话：“袁、王没了，山林也冷了。”
凶讯传到茅坪，谢梅香抱着两岁幼女，背着三岁儿子，身后牵着三个更小的孩子，避进深山。竹叶作被，泉水充饥，荆棘划破脚背也不敢出声。为了让孩子活下来，她先后把三女儿送去当童养媳，次子来福染天花，无药可医，只能在乱石后草草掩埋。1932年春，她带着剩下的两个孩子下山，在杉木坪砍柴打短工；同年4月，改嫁老红军伤残员肖福开，才算有了一处草棚遮风。

抗战时期，家里换了三次驻军，日子依旧紧巴。1949年，宁冈解放，县里给她送来烈属优待证和30斤大米。那一晚，她把写着“袁文才烈士”四个字的证书贴在堂屋正中，端坐半宿没合眼。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专门把她接到宾馆，拉着她的手笑称“袁大嫂子，苦了你”，留下一张合影。那年，她已花白鬓角，依旧背脊挺直。
1979年冬，谢梅香在茅坪老屋安静离世，终年80岁。五个孩子中，长子参军至四川建成水电站，三女在宁冈办小学教书。袁文才、王佐的英名，刻在井冈山烈士陵园的石碑上，山风吹拂，松涛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