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领导征求梁兴初离休后的工作意见，他表示希望牵连到他的人能够早日得到平反！
1980年春，八一大楼的汇报材料摆在军委办公桌上，厚厚一摞，长官们盯着红笔划出的数字——集团军主官平均年龄已超过56岁，这让会场有些凝重。年轻化、专业化的口号由此被反复强调，随后一条内部电报飞向各大军区：征询老同志未来去向，空出位置给后辈。
同一时期，在山西太原的赵家楼招待所，67岁的梁兴初正接受复查组最后一次谈话。十年摇摆的命运终于快要落定。自1966年被隔离以来，他的身份先是“待查”，后降为“编外”，再被转往干校劳动。直到1979年春，中央决定系统清理冤假错案，黄克诚多次致信军委，才让这桩久拖未决的案子重启审理。

复查工作持续了两年多。调查组赴西南调卷取证，逐条推翻旧口供。1981年10月，成都军区将结论报告送抵北京，称“问题不成立，所有指控均无事实根据”。中央阅后批复只用了十几天，表态简洁：“予以平反，恢复名誉。”电报到达那夜，保健医生回忆，这位久经战火的司令坐在床沿默默捏着纸角，半晌没说一句话，只是胸口的旧伤跟着呼吸一抽一抽。
政策落实很快。职务、军衔、待遇，全按大军区正职补齐，还附带顾问席位。可在干部部登记信息时，梁兴初只递交了一份病历。他清楚地知道，心脏动脉硬化已进入危险期，旧伤让上下楼都困难，更重要的是，军委那张统计表已把“高龄”写得明明白白。对他而言，“再上战马”既不现实，也不合时宜。
1982年9月的一个午后，北京气温还未转凉。黄玉昆奉叶帅之命，拿着一份征询表来到赵家楼二层。两人在窗边坐下，茶杯间飘着陈年茉莉的味道。黄玉昆开门见山：“中央想听听您的想法，是担任顾问，还是留任别的岗位？”梁兴初放下杯子，沉默数息，“我离休吧，对部队没什么贡献了。”

有意思的是，他并未立即签字，而是又翻出一张纸，上面列着七八个名字——李忠信、张静波排在最前。那是当年因他受株连的下属，至今仍停职。梁兴初抬头：“我的问题解决了，可他们还在等结论。能不能一并查明？”短短一句，把个人去向放在了集体之后。黄玉昆点头，将名单收进文件袋。
不久后，总政治部重新调卷复核这些干部。程序并不轻松，牵涉任职、奖惩、档案等多条线索，但中央表态明确：同案人员一案一结，凡属错案一律改正。到1983年底，李忠信、张静波等人先后领到恢复原职的命令。知情者回忆，李忠信在电话里只说了三个字：“替他谢谢。”随后长久沉默。

干部年轻化方针自上而下推行，新晋的45岁左右军长、师长陆续走马上任。北京那座幽静小院里，梁兴初开始了另一段战斗：写回忆录。桌上摊着几本泛黄的战地速写簿，记录着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舍身强渡大凌河，也有抗美援朝时第一次穿插奇袭的粗笔地图。“战场细节只有我知道，代笔怕写不出那味道。”他说这话时，手握钢笔却微微发抖，额头渗汗，但仍一行一行写下去。
东北野战军1947年冬攻势的仓促集结、1950年两水洞穿插的夜雨泥泞，都在他的纸页上复活。军委后来专门派人协助誊抄整理，可他坚持每日亲自审阅。保健医生劝他休息，他摆手笑笑：“再晚写，记忆就散了。”夜深病房灯还亮着，护士推门常见他沉思，手指在空中比划着战场方位。

1985年3月的一次心绞痛让他倒在病房地板。抢救持续整整半小时，终未能挽回。终年72岁。噩耗传来，军委旋即决定成立资料整理小组，将他留下的十七册手稿全部影印封存。缺失的章节由知情参战者补充，但原始手迹无人敢删改，纸上那潦草却沉稳的笔画成了珍贵的战斗遗痕。
回望他的最后选择，从平反复出到主动离休，用三年时间完成两件事：一是把位置交给后来人，二是为多名部属讨回清白。职位与荣誉并非他最看重的东西，仍旧还是那句话——“我离休，希望受我牵连的也尽快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