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复礼（1893年12月31日—1987年5月22日）是中国地质学家、地貌第四纪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他是中国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的先驱，从事地质教育60多年，培育了几代地质人才。袁复礼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之一，也是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

这个河北徐水出来的汉子，1915年漂洋过海去美国求学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彼时中国地质学界被洋人垄断，连自家土地的地质报告都要靠外国人写，这份屈辱他实在咽不下 。他在伯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啃下教育学、生物学、地质学，1920年揣着硕士学位回国，第一件事就是把当时西方刚兴起的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搬进中国课堂，硬生生在空白领域开辟出一条路 。别人说他“自讨苦吃”，他却笑着反问：“中国的山山水水，难道不该由中国人自己搞明白？”

1927年，他加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这一去就是五年，成了团里在西北待得最久、采得最多的人 。那会儿新疆戈壁滩上，白天烈日能晒脱皮，晚上寒风能冻裂骨头，他和驼夫们同吃同住，渴了喝雪水，饿了啃干馕，骆驼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地质锤和罗盘是贴身宝贝 。1928年，他在奇台县白骨山一镐下去，敲出了新疆第一具恐龙化石——后来被命名为奇台天山龙，消息传出，轰动世界。更解气的是，他前后挖出72具爬行动物化石，包括赫氏水龙兽、新疆二齿兽等新种，狠狠打了之前嘲笑中国人“没能力找化石”的美国学者的脸 。瑞典皇家科学院都为他颁发“北极星奖章”，这是中国地质学家首次获此殊荣 。

他的地质锤不仅敲出了化石，更敲出了民族底气。考察结束后，他把亲手绘制的16幅新疆山形水系图无偿献给国家，后来解放军进军新疆时，这些地图成了重要导航依据，帮部队少走了无数弯路。1938年，抗日战争正酣，年近五十的他跟着西南联大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1600公里从长沙迁到昆明 。别人赶路都嫌累，他却边走边给学生讲地质，手里的罗盘从没停过，沿途绘制了60多张地质地貌图，硬生生把迁徙路变成了野外课堂 。有特务拦路刁难，逼他表态反对学生罢课，他梗着脖子说“我支持学生”，当场被打得鼻青脸肿，可第二天照样站在课堂上，声音洪亮如初 。

教书60多年，他的弟子里出了30多位院士，1980年当选的17位地学部委员中，11人是他的学生，1991年当选的3位院士全是他的门生，这在学界堪称奇迹 。他上课从不用课本照本宣科，总是把野外标本带进教室，让学生亲手摸、亲眼辨，还常掏腰包给学生买野外装备，帮贫困学生垫付学费 。建国初期，国家急需地质人才，他牵头让清华和北大地质系联合办学，一口气培养出200名专业人才，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前全国地质人员的总数，直接解了国家燃眉之急 。他还一封封给海外留学生写信，字里行间满是恳切，劝他们回来建设祖国，不少人就是捧着他的信踏上归途 。

1952年院系调整，他作为筹备委员参与创办北京地质学院，把一生积累的教学经验倾囊相授，为中国地质教育体系搭起了骨架 。晚年的他视力模糊，仍坚持在病床上修改学生论文，笔尖在稿纸上划过的每一道痕迹，都是对地质事业的执念。他常对学生说：“地质学家的脚，就是丈量祖国的尺子。”这句话，他用一辈子践行，从戈壁到平原，从课堂到野外，他的足迹早已刻进中国地质的每一寸土地。

袁复礼这辈子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却用一把地质锤、一支粉笔，为中国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奠基，为国家培育出满门桃李。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大师，从来都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心血洒在育人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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