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餐厅遇到一位面熟却认不出的老人，经阎宝航介绍才知道那人叫高崇民
1962年春天，北京协和医院东侧的那幢灰楼里灯火通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正在连夜誊抄口述记录。桌旁的旧木椅上，刚获特赦不久的沈醉低头写稿，钢笔划过纸面沙沙作响。他的手很稳，心却并不安稳——对面坐的，不知哪天就会出现一位昔日追踪过的“目标”。
不到两年前，1960年11月29日，第二批战犯特赦令公布。沈醉随行过来的人被安排去农场劳动，他却因为写作快、记忆细，被留在北京“动笔”。对外说是整理史料，实则也是一次漫长的政治考察。走进机关那刻，他才真切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大院里，并非普通新人，而是被注视的前军统要员。
更让人心乱的是，统战部很快发来请柬，请特赦人员参加一次小型茶会。会场在中南海万寿山庄，主人是副部长徐冰。抗战时，重庆小阳楼里，徐冰是军统重点盯梢的“钉子户”；策划拉拢的正是沈醉与吴景中。现在见面，沈醉的脚底发凉。

推门那刻，暖气扑面。徐冰笑着迎上前，递来一支“牡丹”，低声说：“沈站长，还认得我吗？”短短一句，像针扎。沈醉喉咙发紧，只能点头。意外的是，对方并未翻旧账，只问：“住宿安排妥了？衣服够穿吗？”闲话家常，化解了空气里的寒意。
外人或许不知道，这份宽厚来之不易。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灯红酒绿，也暗流涌动。各路情报机关同在一座山城挤作一团，茶馆、照相馆、甚至理发店都可能是暗桩。军统盯中共、盯民主人士，也互相防备。徐冰当年被跟踪到教堂、书店，他几次换宿地才避开暗探。如今坐在一起喝茶，说是世事无常，不如说时代变了规则。
几个月后，沈醉结束红星公社劳动改造，党内决定把他留在政协搞文史。理由很实际：杀人可以赎刑，历史只靠当事人。文史委每天堆满回忆录、档案册，稿费不多，但够维持一家口粮。特赦人员写自己，也写同僚，如同慢性手术，把过去剖开再缝合。

某个中午，沈醉照例挑后门进餐厅，省得在人群里尴尬抬头。刚拐进走廊，却与一位中年人撞个正着。那人身形颀长，面带微笑，似曾相识却叫不出名字。身旁的阎宝航扶了扶眼镜，介绍道：“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高崇民。”
名字落地，往事轰然重现。1931年九一八次日，北平青年汇集创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高崇民是骨干。几年后，他与阎宝航辗转上海、重庆，办报、募款、接触共产党，一度被戴笠列入重点监视名单。那时，安排监听电话、跟踪暗查的，正是沈醉任职的军统电台。
情况复杂得超出想象。戴笠外表热情，参加高崇民1941年重庆婚礼，还送了体面礼金；转身却命袁晓轩“加密监控”。更绝的，是军统自己人王化一。表面受命看紧高崇民，暗里却让他藏在自宅，随后护送至上海码头，登上驶向东北的美国商船。若非此举，高崇民那年恐怕已命悬一线。

1946年7月，高崇民在安东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出任省政府主席。抗日救国会的老成员们，自此彻底站到了另一条战线上。阎宝航留在北平协助张学良，被捕入狱后仍设法向中共递情报；建国后，两人一同进入政协，主抓口述史料。多年奔波后，他们把余生交给了档案室的尘埃。
就这样，曾经的追捕者、被捕者、掩护者，如今共用一间茶炉、共享一叠稿纸。沈醉每日推敲字句，手中的历史与对面的笑脸时时碰撞。有人说，这是大度；也有人说，这是策略。但打量这些头发花白的老人，不难察觉：他们更在意的是把真实留下，而非再去较量输赢。

作为曾在迷雾里行动的人，沈醉最清楚那段阴影。他写到夜深，常抬头望向窗外，街灯昏黄，院墙静默。过去的脚步声远了，笔下的纸张却在提醒：每记下一句，都是对当年隐秘时光的补账，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审判。
日复一日，文史资料汇集成册。封面上，一个个名字依次排开：徐冰、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而沈醉的自述，被悄悄夹在其中。 没有浓墨重彩的忏悔，也没有激烈的辩白，只是冷静地记录谁跟踪了谁，谁救过谁。读到这儿，很多审核员都停下笔，轻声自语：“原来如此。”
故事并未终止。高崇民去世于1975年，阎宝航走在1983年，徐冰则留任到改革开放初期。沈醉的笔继续写，他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历史，可他能把尘封的细节摆到阳光下。此后，善与恶的评判留给后来人，他只求把那一张张旧档案补成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