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军帽的故事》
那是一顶草绿色的军帽，帽檐挺括，正中央缀着一颗红五星，五角分明，漆面鲜亮得像一团凝固的火。
七十年代中后期，一顶真正的军帽意味着什么，现在的孩子大概永远无法理解。那不是一个可以用钱衡量的东西——因为就算你有钱，也没处买去。军人用品商店不对普通百姓开放，军帽只能从真正的军人手里得来。而军人，在那个时候的孩子眼里，就是英雄的代名词。
我父亲是老师，他的学生里有个叫小周的，在蚌埠坦克学院当兵，是坦克兵。有一天小周来我家做客，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军帽端端正正扣在头上。我盯着那顶帽子，眼睛大概在放光。
小周注意到了。他笑着摘下帽子，往我头上一扣。
帽子大了好几号，几乎盖住了我的眉毛。可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
“喜欢就留着吧。”小周说。
我大概说了谢谢，但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把帽子放在枕头边上，摸了好几次才睡着。那颗红五星在黑暗里看不清，但我能感觉到它就在那里，沉甸甸的。
星期日一大早，太阳刚露头，我就戴上那顶军帽出了门。帽子依然大，我在里面垫了一层报纸，勉强撑了起来。我照了照家里那面小圆镜——镜子里的小孩昂着头，帽子绿得发亮，五角星红得耀眼。我满意极了。
我要去找小朋友玩，让他们看看。
从我家到胜利路口，走路不过几分钟。八点多钟的街道已经热闹起来，路边有卖早点的摊子，油条在锅里翻滚，豆浆的热气升起来，被晨光染成金色。我一路走得雄赳赳气昂昂，觉得自己脚下踩着的不是柏油马路，而是阅兵式的广场。
太平街胜利路的交口还没到。
三个大男孩从对面一中走过来，个子很高，背着书包，看样子是高中生。他们走得懒懒散散的，其中一个穿蓝色运动衫的，目光忽然落在我头上。
我心里一紧。
但还没来得及反应，那人已经伸手过来，动作快得像一阵风。帽子飞了，从他的角度来说，甚至算不上“抢”，更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拿”——像从桌子上拿起一个杯子那样自然。
我整个人僵住了。
那个瞬间，时间像是被拉得很长。我看见我的帽子在他的手里，草绿色衬着他晒黑的手指。我看见另外两个人在笑，那种漫不经心的、觉得好玩的、完全不把一个小屁孩当回事的笑。我看见街上的大人们继续走自己的路，买油条的买油条，赶路的赶路，没有人觉得这件事值得多看一眼。
七十年代，街头抢一顶军帽，大概就像后来老太太到超市抢鸡蛋一样，司空见惯。
然后我听见了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不是我事先想好的，不是谁教我的，它像是从我的胸口最深处直接炸出来的——我朝着那个穿蓝运动衫的高中生，大吼一声：“还不快滚！”
声音很大。大到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那三个高中生也愣了一下。他们大概没想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会突然吼这么一嗓子。但愣神只有一秒钟，紧接着是更大的笑声。
“哎呦，还挺凶。”
“小屁孩要跟你拼命咯。”
蓝运动衫把帽子往自己脑袋上一扣，歪歪斜斜地，冲我咧嘴一笑。这时候他的腿已经踢了过来，我转身己经来不及了，没有躲过去，那个大脚印还牢牢的踢在我后背上。后背挨了重重的一击，我感到火辣辣的疼。
我赶紧加快速度，脚底抹油赶紧溜。那真是美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不是吓得腿软的那种跑，而是心里很清楚的一件事——我一个打不过三个，帽子拿不回来了，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赶紧跑。我转身就跑，跑得飞快，跑过卖油条的摊子，跑过那个冒着热气的豆浆锅，一直跑到太平街另一头，跑进一条巷子里，才停下来。
气喘吁吁。
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胀。我蹲下来，蹲在巷子里一户人家的墙根底下，双手捂住了脸。
我没有哭。但比哭更难受的是，我忽然很想回家，又不敢回家。我不敢让父亲看到我光着脑袋的样子，不敢让他知道小周送的军帽第一天就被抢走了。
过了很久，我才站起来，慢慢地走回去。
街口已经没有人了。那三个一中的高中生走了，带着我的帽子走了。地上干干净净的，连一片纸屑都没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可那顶帽子，那颗红五星，那个让我觉得自己像英雄的早晨，确实是从我头上被人拿走了。
很多年以后，我偶尔还会想起那个星期日的早上。想起那声吼，想起那阵跑。我常常想，如果当时我没有跑，如果我冲上去哪怕挨一顿打，会不会不一样？
唯一让我觉得有点安慰的是——那声“还不快滚”，我喊得真够响的，那是心底的对抢军帽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