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耀湘进功德林遭同僚嘲笑，气愤指责杜聿明：你对我目前的处境是否也负有责任？
1944年初夏，滇西公路尽头的野地被铲平，一排涂着星条纹的斯图亚特轻型坦克闪着油漆味。美军观察员刚放下望远镜，就听见一阵铜哨声——新六军正式成军。此时的廖耀湘三十六岁，肩上两颗将星熠熠生辉，他握着军帽，环顾那些头戴钢盔、脚蹬高腰靴的部下，心里确信：自己的机械化理想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谁能想到，他的起点其实并不光鲜。1927年，黄埔六期新生报到，廖耀湘因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几乎被刷下。两年后，军政部挑选留法名额，他又被嫌“形象不够洋气”。凌晨两点，他硬着头皮敲开蒋介石房门，险些被卫兵抬走，仍咬牙吼出那句：“这是挑军官，还是挑女婿？”一句话扭转命运，他拿到通往法国圣西尔军校的船票。

在法国，廖耀湘第一次摸到坦克操作杆。日落时分，他经常盘腿坐在操场边写笔记，记下离合器咬合点、装甲编组信号、炮塔俯仰角。对机械化战术的痴迷，让他成为校方口中的“顽固东方人”。1933年回国，他直接被杜聿明调进第200师，负责装甲营。两人一拍即合：一个善谋，一个敢冲，短短几年就把这支新型师练成看家王牌。
昆仑关那一役，装甲车在狭窄山道上险些打不开阵型。廖耀湘临机改用“人海推车”战法，几十名士兵肩扛履带，硬是在雨夜把坦克抬上高地。拂晓炮声一通乱砸，日军前哨阵地瞬间塌陷。那一仗，新式装备和中国士兵的血性第一次成功配合，桂南战线的报纸用“钢铁与热血”来称呼第200师。
1942年，缅北失利后大撤退。野人山密林潮湿闷热，蜱虫和疟蚊比子弹还要凶。汽油见底，履带锈死，廖耀湘索性命令炸毁残车，全师改步行。缺粮时，他让卫生队把药棉煮烂充饥，活着的人挤出野人山，转进印度。美国教官递来一摞《森林作战法》，他熬通宵翻译、删改，再加上自己在密林里摸爬滚打的经验，编成中文教材。次年，新22师换装美械，后来升级为新六军，这套教材也成了训练骨架。

有意思的是，抗战胜利时，新六军被派去芷江受降。仪式上，日军代表递刀的手在抖，廖耀湘却没多少得意，他更在乎那几箱刚运到的M4谢尔曼。机械化大军的梦想，似乎正要起飞。
转到东北，一切却急转直下。1946年的四平会战，他曾向参谋们拍着地图保证：“不到两周就能推到哈尔滨。”结果天气、补给、情报全掉链子，前脚夺城后脚又失。新六军装备的机动车，在泥泞雪水里动弹不得。维修连拆了废车取零件，火花塞却怎么也凑不够。四野一边袭击补给线，一边搞“打了就跑”的穿插迂回，新六军像被钉在平原上的巨象，力量用不上。

时间来到1948年10月。锦州失守，蒋介石下令九兵团西撤突围。晨雾里，廖耀湘登车向西疾驰，油料、口粮、弹药全靠空投补给。可北风呼啸，伞包被吹得四散，多数物资掉进沼泽。八天后，通讯链被切，汽油告罄，装甲车成了沉重铁坟。廖耀湘想步突，前有堵截后有追围，部下踩着没膝高的苞米地，被子弹成片割倒。有人劝他易装突围，他摇头，“我是军长，不能跑。”最终被解放军捕获，九兵团灰飞烟灭，东北战场天平彻底倾斜。
1950年12月，北京城最冷的时节，廖耀湘踏进功德林。登记室里，昔日的军统少将沈醉抬头看他，半真半假来一句：“东北那可是一口铁锅，你怎么掉进去了？”廖耀湘脸色沉了半晌，回敬道：“非战之罪，调兵不当，老杜也脱不了干系。”短短一句，把怨气全抖落。

关押岁月并非只有沉默。白天农活，晚上总结失利原因，成了不少战犯的必修课。廖耀湘翻着旧战斗详报，第一次承认：机械化部队离了油料、炮兵、空军，硬闯平原就是活靶；而在政治战场上，情报和民心更是“缺口”，却常被他忽视。夜深时，他会在纸上画坦克编队的箭头，再拉根线模拟补给。线头一断，整盘战术就散。那画面，让旁人看着都觉唏嘘。
1959年首批特赦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他表面平静，额头青筋却跳个不停。直到1961年底才获释，随后离京赴香港，再转往台北。1964年春，突发脑溢血病逝，正值五十六岁。昔日号称“东方巴顿”的将军，终究没等到重拾机械化理想的机会。有人评价他：恨天不时，恨地不利，更恨自己看不透形势。时代巨轮滚过，个人的油门再大，也难改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