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陈毅担任外交部长归家后，对张茜坦言这项新工作或将有四种不同结局！
1955年4月，雅加达机场的热浪扑面而来，周恩来率团赶赴万隆会议。站在舷梯口的陈毅紧紧盯着机腹，暗示警卫格外警惕——几小时前，一架名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客机被安放炸弹，血迹未干。外人只见周总理微笑挥手，陈毅却在背后用目光扫描人群，汗湿了军装衣领。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没有硝烟的外交，同样危机四伏。
刚从战场走下的将领为何会出现在外交一线？建国初期，能驾驭国际舞台的专门人才极缺，不少军队高级干部被请“跨界”。陈毅本是大军区司令，忽然间要去当“二把手”，心里难免打鼓。回京后，他向周恩来直言：“我怕一句话没说好，就把几十年打下的天下搞坏。”总理拍拍他的肩膀，八个字——“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像一颗定心丸，也像一道紧箍咒。

时间很快推到1958年初。冬夜里，北京西四的旧居灯光微弱，陈毅对着正在翻译外文的张茜低声盘点未来：“我看只有四条路。做出点成绩，是最好；混日子，也许凑合；再不然闯祸；或者累垮了，趴下。”语气平静，却透出慎重。张茜沉默许久，递上一杯热茶，轻声说：“既然国家要你去，就去。家里自有我。”两人对视，心里都明白，此去山高水远，没有退路。
陈毅仍不放心，又去见毛主席表态：请求半年实习。主席笑着引用《中庸》，“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随后点头。实习期内，他天天守在外交部会议室，翻文件、练外语，夜半还要向周总理汇报。有人看他笔记写得密密麻麻，打趣说元帅改行当学生，他却摆手：“不懂就得学，胡乱开口可比打仗还危险。”

实战随即而来。万隆会议上，西方媒体围追堵截，问题尖锐。陈毅一句“求同存异”，帮总理挡下尴尬；会后宴席上，印尼总统苏加诺热情递来榴莲。浓烈气味让不少人退后，陈毅偏偏掰下一瓣，咬得满嘴流浆：“这味道跟咱们的臭豆腐相投！”一句玩笑，宾主尽欢。第二天的山椒午餐，他辣得满头汗，却仍连声称赞，苏加诺拍案：“痛快！”
更考验心思的是次年苏加诺访华。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舞会上，新凤霞的风采引来总统连连鼓掌。苏加诺半开玩笑：“能否请她跳支舞？”场面瞬间尴尬。陈毅上前一步，“总统阁下，咱们戏曲演员可不擅长这种‘洋舞’，改天请您听段京剧如何？”一句幽默，既保全了面子，也守住了分寸。

外交场合讲究细节。一度被忽视的“夫人陪同”问题，也被陈毅搬上议程。外国元首携夫人来访，而我方仅有男性接待，总显得单薄。陈毅找到张茜，请她加入工作。起初她舍不得放下翻译事业，后来在邓颖超劝说下点头。印尼代表团来京时，张茜用熟练的外语与哈蒂尼夫人攀谈，又即兴为印尼歌曲填中文词，两位夫人在茶歇处一唱一和，气氛瞬间热络。有人评价，这对革命伴侣在礼宾场上配合默契，比任何精心设计的仪式都管用。

1965年9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外记者云集，越南战火正炽，美方记者频频发难。陈毅缓缓摘下墨镜，露出布满血丝的眼睛：“美帝要打过来？我们已经等了十六年，头发都白了！”语声不高，却铿锵穿透会场，闪光灯一片。几步之遥的译员几乎不用润色，原话已足够有力。
当年列出的四种可能，如今答案清晰。成绩有了，错误未犯，身体虽劳却仍挺立。昔日自称“门外汉”的元帅，凭着学习、谨慎和一股子军人决断，把自己打磨成了新中国外交舞台上一柄稳健的“长剑”。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留给后人深思——“职位是新的，责任却是旧的，都是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