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岁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她丈夫是中将，两位儿子也都晋升中将，这样的家庭背景令人钦佩！
1949年5月，福州刚解放的夜里，街角的旧军医所只有几盏煤油灯。刀盘在暗黄灯影下闪冷光，左英把最后一支缝合针放进消毒锅，抬头便听到外面礼炮声。城市换了新旗帜，她却还在处理第七名腹部贯通伤。身上的白褂被鲜血浸透，可她连喘气都顾不上——在她眼里，和平必须先让伤者活下来。
追溯三十年前，她还是上海仁济医院护校里穿海蓝制服的女学生。1931年“九一八”震碎教室的宁静，她第一次意识到读书与救国的距离。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沪西的临时救护站堵满担架，她跟着老师连夜缝合、包扎，指尖磨出血泡。有人关切地问能否换手，“能，快递药！”她一句话便埋头继续。就在那年冬天，她暗中递交了入党申请。

1939年，扛着药箱，她悄悄离沪南下皖南，编入新四军医务队。后方供给日减，她带着几名学员在山谷收罗草药，按煎煮时间、剂量、疗效制作表格。有人质疑“草根能顶吗”，她摊开那摞纸：“伤口感染率降了一半。”简洁的数字，比慷慨陈词更有分量。到24岁时，她已是三纵队卫生部副部长，训练出的120多名卫生员分散在江淮各团，救回成百上千条生命。
1943年，她被派往延安中央医疗总队深造。窑洞教室里，简陋解剖台旁堆着棉被与土豆，课堂上却座无虚席。也是在这里，她遇见了从胶东赶来的政工干部刘培善。两人常在灯下讨论《野战卫生勤务条例》，又会为一包盐水针争得面红耳赤。前线归来，携手参加了渡江战役，一路南下至福建。

福建初建省级政权时，霍乱正沿海漫延。左英领着百名医护队分赴闽北县区，山路崎岖，她索性把药箱绑在竹排上，从小溪溯流而上，一村村排查水源。发现井水受污染，她当机立断敲毁旧井，调消防车作流动水站，换来病例曲线的迅速下滑。有人说她“太绝”，她只笑道：“防疫无情可讲。”
与前线的刀光血雨不同，日常行政却更考验耐力。筹建卫生所、培训助产士、普及接种，她一年到头跑在乡间。手下的年轻人大多是战场转岗的卫生员，铺张折叠床、夜宿祠堂已是常态。渐渐地，“左厅长肯蹲坑口喝井水”的故事传遍山村，百姓见了她总要送上一篮红薯。

1966年风云突变，她被列为“有问题的高干家属”，下放部队农场。稻田里弯腰插秧，腰椎旧伤发作，她咬牙挺过。知青得了疟疾，找她敲门，她依旧摸脉、配奎宁。她说：“手闲着反倒难受。”四年后，重回上海第二医学院，她把战场上总结的“医护合训”搬进课堂——学生们轮流进手术室、牲畜圈、社区站，全流程练基本功，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改革开放伊始，地方人大权责大增。1979年，她被推举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管社会事业。那年她66岁，仍背着帆布包跑工厂，调查尘肺病。一次会议上，她把十几份病例片摊在桌面：“工作服加上排风系统，比任何药都有效。”公共卫生条例因而新增了职业病防治条款，此举后来被多省借鉴。

家庭生活里，她始终保持克制低调。丈夫刘培善在1973年授中将衔，常年驻守南疆；大儿子刘建国、二儿子刘建平先后参军，分别在2008年与2011年成为中将。客厅角落的书柜里，一本封皮磨损的《战地救护学》总被兄弟俩小心翻阅——那是母亲在皖南时用铅笔密密麻麻写满批注的教材。她常提醒儿子们：“肩章再多，只说明责任更大。”这句话，家里人背得滚瓜烂熟。
2011年深秋，93岁的左英在上海华东医院离开人世。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她生前最后一次翻阅的，仍是那本旧护理论。纸页已发黄，上面留着淡淡的碘酒痕；字迹遒劲，却透着当年沪西手术棚里的急促。战争年代，她用针线与草药缝补血肉；建设时期，她用法规与制度守护大众。跨越半个世纪，始终只有一个念头——让更多人活下来，少受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