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听汇报时发火，愤怒站起身询问：是不是要把卫生部改成老爷卫生部？！
1955年深秋，皖南河埠头的一盏煤油灯忽明忽暗，照着几位抱病过冬的农民。镇卫生所只有一名老郎中，药箱里剩下的也不过几帖草药。翻遍记录册，全乡两万人，常驻医疗人员却只有这位白发老人。这样的场景，在那时的中国乡村比比皆是。
当年新中国刚立，县级卫生院陆续挂牌，可一层层往下走，医疗真空依旧。统计表明，全国九成以上的高级医务人员守在城市，广大乡村只能分得余下不足一成；财政投入同样失衡，四分之三的经费用在城市，农村只能分享不到四分之一。被病痛拖垮的劳动力越来越多，田间地头的呻吟声比麻雀还常见。
中央并非无动于衷。1958年10月，毛泽东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鼓励各地挖掘中医潜力。不少地方办起土法简易制药作坊，针灸、草药迅速回到乡村灶台，但最缺的依旧是人：新进中医院校毕业生大都留在大城市，一支队伍未成形就被虹吸殆尽。

时间推到1965年初，卫生部根据主席批转的文件，抽调近3000名专家赴基层巡诊。大巴车里坐着胸外科权威，也有著名妇产科老教授，气势不小，效果却难言理想。行李箱满满当当，设备却简陋；一次巡诊不过几天，走后空档更长。村民悄声议论：“大夫来了照个相，人走病还在。”问题被再次凸显：临时救火，终究救不完山野里的隐火。
1965年6月26日傍晚，中南海灯火通明。卫生部部长钱信忠递上厚厚的汇报材料：全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里，90%集中城市，其中70%挤在大城市，再拿25%的卫生经费应付九成农民。话音未落，毛泽东脸色一沉，起身走到桌前，重重一拍：“这样下去，干脆把卫生部改叫‘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会场气氛瞬间凝固，钱信忠忙不迭答应：“立即整改！”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由来——医疗卫生工作必须转到农村，培养农民养得起、留得住的医生。

指示下达后，各地迅速摸索。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走在前面。那年盛夏，公社将学过高小的青年召集进祠堂办班，4个月时间教最紧要的解剖常识、基本诊疗和常见病用药。28人结业，其中就有17岁的王桂珍。她识字不多，却天天揣着笔记本跟着苏州医专毕业的黄钰祥跑诊。晚上舍不得睡，钻进被窝打着手电背《人体解剖图》，困得睁不开眼也不合书。
一次深夜，有村民牙痛得捂脸直哭。王桂珍拿出银针，先给自己手背来上一针，“你看，不疼的。”病人点头，她在合谷穴轻轻一扎，不到半刻，疼痛缓解。第二天，全村都知道“王家囡头医术真灵”。农忙时，她和社员一齐下田插秧，赤脚踩进泥水，等到午休就给人号脉抓药。乡亲们便把这班半医半农的小伙姑娘喊作“赤脚医生”。

这种模式最大的窍门在“简、便、验、廉”。中草药自种自采，常见病对症下药花不了几个钱；遇到疑难，赤脚医生可用小本子写下病情，赶最早的班车到县里找指导医生会诊。政策又规定，公社卫生院要常年办短训班，提高赤脚医生的医术水平。学三年、干三年、再轮训的梯度培养，使基层真正留得住人。
1968年春，几位上海记者重返江镇公社，写下长篇采访稿《赤脚医生在稻田里行走》。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红旗》接连转载，“赤脚医生”三个字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毛泽东看到报纸，在批示中写道：“赤脚医生就是好。”一句话，成了全国各省效仿的号角。很快，山西的吕梁山区、四川的大凉山、云南的红土地，都出现了背药箱、提草药的小伙姑娘。
短短几年，超过150万名赤脚医生活跃在生产队。他们或许只有简单的听诊器、一把银针，却让许多原本跑几十里去县城的小病，在家门口就得到处理。疟疾、痢疾、钩端螺旋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孕产妇出血、儿童腹泻也因此得到及时救治。

从高级专家下乡到培养本土卫生员，两条道路的差异清晰可见：前者依靠外援，星火闪耀却转瞬即逝；后者扎根本土，哪怕技术粗浅，也能日夜守在病人床头。资源有限的年代，只能因地制宜，赤脚医生的成功印证了这一点。
到1970年代末，随着集体经济形态变化，赤脚医生的编制逐渐被乡村医生所取代，这支特殊队伍在历史舞台上淡去。然而，其“哪里有农活就在哪里行医，哪里有病痛就往哪里赶”的精神，却留在无数乡村老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