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地下党被捕后，与他同监的偷牛贼突然低声问道，你想不想设法逃出这座监狱？
194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皖南旌德县梅村的祠堂里传来木锁咔哒一声轻响，一尊沉甸甸的银色头像被缓缓举起。接收文物的小组成员掸掉尘土，惊讶地发现，眼前正是20多年前从安源失踪的那尊马克思银像。陪同的老人指着墙上一排简易牌位说：“它能留下，全靠梅家大郎拼了命。”
回望岁月，梅大栋第一次听见“自由”二字，是1919年春。他在凫山书院读书，临近午后，同窗们在操场上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稚气的嗓音里却藏着燎原火。那一年，这个农家少年才18岁，学费靠替人抄书赚，课余还要回村给父亲锄草。知识让他看见更辽阔的天地，也让他第一次被警署的皮鞭问候。被罚跪在操场的泥地上时，他心里默念：总有办法让天下穷苦人抬起头。

读到省立第四师范后，他遇见了恽代英。后者不动声色地在课堂外讲《新青年》、讲“劳工神圣”。学校要调走这位“麻烦”老师时，学生们发起罢课，梅大栋冲在最前。结果学籍被注销，但他一点不慌，“反正书可以自学”，扔下一句话便摔门而去。恽代英欣赏这股狠劲，临别送他一本《共产党宣言》，扉页只有一行字：“光明之火，先燃孤营。”

1923年春，梅大栋背着行囊去了安源。那座煤矿小镇蒸腾着湿热与怒火，工人们日夜在井口聚会，讨论加薪、罢工，也讲“破天儿书”。梅大栋当起俱乐部的小书记，白日抄写传单，夜里与工人合住土棚。1924年元旦，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天后，突如其来的大搜捕打乱了安源的秩序。组织急需转移一件特殊物品——重达三十多斤的马克思银像。萧劲光把沉甸甸的木匣子塞到他肩上：“带回去，找个稳妥地方藏好。”他咬牙背走，一路乔装改扮，踏冰河、钻竹林，花了半个月才把银像安顿在自家柴房暗格。
回乡后，梅大栋借用仕川小学的名义办起夜校。课桌是门板，油灯挂在墙角，同学是贫苦佃农、挑水脚夫、也有几个手握锄头的妇女。白天教认字，晚上说“咱们为啥做长工还吃不饱”，顺手把弟弟梅大梁和村里六个年轻人吸收入党。1925年冬，皖南第一个党支部在一间泥墙屋里成立，席地而坐的十几个人举手宣誓，窗外北风正紧，火塘里松枝噼啪作响。

不久，全国局势突变。1927年4月，突如其来的清党风暴卷至皖南。枪声、追捕、哨卡，一夜之间增多。梅大栋与弟弟凑起八百名青壮，拼凑了几十支老掉膛的枪，试图抢占旌德县城。经验不足、情报走漏，队伍在城外山谷被夹击。黄昏里，烟尘弥漫，梅大梁胸口中弹，却仍掩护哥哥突围；当晚，两人被捕。
土牢阴冷，地面潮湿。狱卒将梅大栋推到角落，讥笑：“就跟那偷牛的关一起吧，看你能撑几天。”隔壁的汉子弓着背，黑瘦，正是夜校里常举手提问的曹大叔。深夜，他侧过头，压低声音：“兄弟，你想不想出去？”一句话像火星落在干柴上。牢墙是黄土坯，木筷子能刮，能掏。于是一根筷子被磨尖，白日搪塞巡哨，黑夜轮换挖洞。潮气浸透衣衫，也浸不透两人的耐心。二十七个夜晚后，外墙松动。雨声正大，洞口塌开，泥水滚入。曹大叔推了他一把：“你先走，我殿后。”梅大栋逃出了牢，曹大叔却再没跟上。第二天清晨，梅大梁因重伤不治，被秘密处决。

余生的每一步都像借来。梅大栋爬出乱草，摸黑穿山过河，几经辗转找到党的联络站，被派往江西《红旗日报》做编辑。印刷房的机声替代了铅弹，纸张和油墨成了新的战场。写稿间隙，他常摸一摸胸口那只半截竹筷——狱中带出的唯一纪念。听到村里人把藏了二十多年的银像完好交给人民政府，他只说了一句：“它终于能见天日了。” 镜头到此停下，梅大栋与许多无名者一样，背影融进浪潮；唯有那尊银像，依旧闪着微光，提醒后人记住那些曾经在黑牢里刨土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