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台湾飞行员江富考驾驶C-47运输机向大陆投诚，不料，他刚启动滑行，却发现飞机转不了方向，塔台察觉急切查问：干什么？情况十分危急！

江富考是广西龙州人，从小就目睹了军阀混战和老百姓的苦日子，那股忧国忧民的说法可能过于文绉绉，不如说他打小就看不得穷人受苦。后来他考上了昆明的空军军官学校，甚至出国深造，这些经历虽然把他送到了一定的高度，却也让他越来越看不惯国民党内部那股子官僚勾心斗角以及贪图享受的臭气。在抗战胜利之后，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着和平安稳，可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却撕毁了协定，内战的炮火让这位抱着和平信念的飞行员感到无比憋屈和愤怒，打日本人那是保家卫国，中国人打中国人算是怎么回事呢？

1949年10月16日。那天傍晚，恰逢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访问菲律宾归来，飞机在嘉义机场缓缓降落。车队和迎接的人群黑压压地涌了上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专机牢牢吸引。整个嘉义机场戒备森严，四处都是探照灯，巡逻兵比平时多了好几倍。在这千钧一发的混乱当口，江富考察觉到机会来了，趁着天色渐渐暗下来以及那边的喧闹声，四个人装作若无其事，但脚步比谁都快，迅速摸到了那架已经提前加满了油的248号C-47运输机旁边。

闪进机舱，江富考把手搭上操纵杆上，随着引擎发动，飞机开始在滑行道上移动。就在江富考准备扳动操纵杆让机身转向对准主跑道时，尾轮的操纵绳“啪”地断了！方向盘竟然失去了对后轮的控制，整架庞大的运输机像拔了牙的老虎，似乎只能朝着一个方向直愣愣地冲去，根本无法正常转弯。

当时蒋介石的专机就停在机场的另一端，这架飞机任何一点异常的举措，如果无法顺利对准跑道起飞，势必引动塔台的警戒。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周震南眼睛盯着窗外来回穿梭的国民党士兵，冷汗把里头的衬衣都给湿透了。果不其然，塔台那边已经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一道刺耳的声音从电台里传来，质问道：“怎么回事？谁让你们擅自移动的？你们在干什么？”

周震南努力把自己的语气变得镇定平淡，回应道：“报告，试机，长官不在。”就这么简简单单八个字，像一根很细很细的绳子，系着在场四个人的性命。

江富考当时的头脑十分清醒，他明白在这军事禁区里，每浪费一秒钟，那悬在脑袋上的利剑就离头皮更近一寸。索性也不再费劲去寻求什么完美的转弯了，他深吸一口舱内弥漫着的紧张油气，当机立断操作飞机一边的引擎加大推力，配合差动刹车，强行让这匹失控的钢铁烈马强行扭动庞大的身躯，硬生生把机头一点点掰向了跑道的方向。

就在江富考一顿猛如虎的操作终于让飞机机头对准主跑道的那一刻，趁着塔台那头的值班人员还没反应更加严厉的清查，他猛地将四台引擎的油门同时推到极限。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C-47机身剧烈颤抖了一下，像一头被困住许久的猛兽终于挣脱枷锁，在蒋介石座机降落不到半小时的同一地界上，这架背负着四条人命的运输机拉出一道巨大的黑影朝着漆黑的低空狂飙而去。

蒋介石刚刚把礼节性的笑容焊在嘴角，忽然听到防空警报夹杂着更加突然的飞机起飞的尖啸声，那笑容立刻僵住，取而代之的是不可抑制的愤怒和厌恶。他大概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居然有人敢在他的地盘上动他的飞机。

江富考几人驾驶着这架C-47全速冲向海峡中线。他们一飞出射程范围，立马关掉机身上所有灯光，贴着漆黑的海面用近乎自残的超低空姿态狂飙。出港不久，两架P-51野马战斗机就从背后的暗影中逼近，明显是发现异常后派来的空中劫杀。可是野马战斗机为了火力和瞄准，根本不可能贴着波涛汹涌的海浪长时间低空飞行，笨重的C-47利用这个弱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愣是闯过了鬼门关。

飞过大半个海峡，进入大陆领空之后，这架C-47大摇大摆地降落到了南京的机场。经检查发现，解放军那边把夜航灯都给破坏了，由于撤退时国民党对这些设施破坏得太过彻底，导致他们不得不依靠在跑道尽头停上两辆大卡车打开车灯才可以勉强照明降落，由此可见当时大陆这边的生活条件和装备已经匮乏到了什么程度，但正是这种真诚的欢迎和接纳，让江富考瞬间感慨万千。

这次驾机起义不仅狠狠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势力那本就不高的士气，更重要的是在两岸对峙的最初阶段，给新中国脆弱的人民空军送去了第一批既懂尖端技术又怀揣赤子之心的专业人才骨干。很多年长一点的老一辈读者估摸都知道，那时候蒋介石手下的飞行员，但凡技术好的，能开的飞机全是人家外援给的洋玩意儿，江富考这几位壮士是带着真本事、带着先进机种回到人民的怀抱里，这总归是黑暗年代里一点儿让人提气的亮色。

对于这段热血飞扬的峥嵘岁月，说来说去其实就一句话，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到底是选择流离而腐朽的富贵，还是选择骨子里那股穿透云层的牵挂与勇气，对于这种选择，历史自然会给出最铁骨铮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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