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在南京与江渭清见面时风趣提问：你还清向张治中借的钱了吗？

1945年4月的延安窑洞里，张治中刚放下行囊，一盏新茶还冒着热气。毛泽东拍了拍他的肩膀，轻轻一句“文白先生，路上辛苦”，让这位国民党中将放松下来。那天，两人谈的是停战、谈的是出路，气氛诚恳，又不乏笑声。没人想到，三年后，在北平的六国饭店，一位身材高瘦的青年突然闯入，会把这段交往拉回到更早的岁月。
顺着时间往前拨，1938年深秋，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正驻扎在湘南山区。日军南犯，交通阻断，粮价飞涨，三千余名官兵眼看就要断炊。团里开会，大家凑不齐一个子弹袋的钱，江渭清索性一拍桌子：“借！长沙那位张主席不是一直号称支持国共合作吗？借他二千大洋！”

第二天清晨，江渭清披着雨衣，带着警卫员进了长沙城。第一次上门，卫兵通报后把他让进会客室，热茶、香烟一切周到，可钱没着落。夜里回营，他摸着瘪口袋直嘀咕：人情难借，怎么办？第三天他再进门，干脆在大门口吊嗓子：“现在是共同抗日，咱新四军没饷没米，兄弟们都要啃树皮了！张主席若不帮忙，士兵们可得跟日伪拼命去了！”远处屋檐下的张治中听见，放下手中公文，笑着示意卫兵快请人进来。几句交谈后，他取出一只封好的布包，“这里有二千大洋，先救急吧，日后有闲再说。”江渭清抱拳，转身就走，连夜雇船淘米，四千多担稻子解了军中燃眉。
这两人的缘分，只此一面之缘。可在炮火与风雨里结的人情，总有办法再度相逢。1949年9月21日下午，新政协筹备会议前夕，毛泽东专程到六国饭店探望身患哮喘的张治中。刚交谈几句，毛泽东叫人把青年代表带进来。门开，江渭清作揖进门，还未来得及自报家门，张治中已惊呼：“这不是当年的江参谋长吗？”毛泽东侧过头：“原来你们早就见过？先问候你师长。”江渭清忙立正敬礼，张治中摆手笑道：“别来无恙吧？那二千大洋可别忘了！”屋子里一阵大笑，连毛泽东都笑弯了腰。
席间，张治中提到自己几个月来的思考——南京和谈既已破裂，继续内战于国不利，索性留在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我想着，这一生打了那么多仗，是时候真心为和平做点事。”毛泽东点点头，只说一句：“好，一起干。”从此，“和平将军”张治中在北京安下家，白天讨论建国大计，夜里伏案写回忆录，记录战火岁月中的同行与坎坷。

又过九年，到1958年秋天，全国掀起大规模建设热潮。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带着几位党外人士南下视察。9月20日，专列缓缓驶进南京站。站台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早已候着。列车门一开，他跨上车厢，向前敬礼。“主席，江苏各项数据都带来了！”毛泽东摆手：“数据待会儿再说。我先问句私事——当年向文白先生借的那点钱，可曾还清？”江渭清愣了愣，旋即明白，脸红得像霞云：“还没，利滚利怕是还不起。”张治中连声说哪有什么利息，全车厢又是一阵轻松的笑。
这场看似随口而出的玩笑，道尽三人二十年间的风雨同舟。抗战里，他们顶着外敌压力；内战临门，他们又在北平一桌坐下；新中国起步时，他们仍能相互打趣。这种信任的底色，恰恰来自一笔二千大洋的“旧账”——因为借与还都说明：对方值得托付。

视察途中，张治中随行记录，几乎每晚都把白天见闻整理成日记。他感慨地说：“主席观水稻，比连队长查枪支还仔细。”这些日记后来在《人民日报》分期发表，读者才发现，这位昔日穿黄呢军装的将军，已经成为国家经济规划的热心建议者。
不得不说，江渭清此时的角色也变了。抗战时，他是带队翻山越岭的参谋；解放后，他是主政一省的干部。面对昔日“债主”张治中，他没有半点拘谨，两人谈起军粮与银元，一如当年。正是这样真实不做作的互动，让在场的工作人员体会到何谓“同志加兄弟”。

有人或许要问，那二千大洋最终有没有归还？档案里没有明确凭据，江渭清晚年打趣：“若真要算利息，只能请文白先生来老家喝两壶竹叶青。”张治中哈哈大笑，说：“当年那笔钱，本就算作公事，只要国家好，就值了。”一句话，把账目化作情义。
时间很快掠过。1969年4月6日，张治中病逝北京。医院的长廊里摆满花圈，其中一副挽联来自毛泽东，寥寥几字：“为国多艰辛，平生重和平。”送行的人群中，江渭清默立良久。往事如电影倒片：长沙城门外的呼喊、北平饭店里的重逢、南京列车上的善意玩笑，一幕幕闪回。硝烟散尽，纸币早已作古，可那份跨越党派、横贯两代的信任，却牢牢刻在中国近代史的年轮里，从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