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耿飚亲自上门看望徐向前，徐向前开口问耿飚是不是把杨得志和罗瑞卿都安排到沟里去了？
1962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北京西郊微寒，耿飚拎着一兜水果敲开徐向前的家门。
客厅灯光暖黄，徐帅端起茶盏，眼睛一眯笑道：“老耿，当年那沟水可不浅啊。”一句打趣，把时针拨回近二十年前的晋察冀。

1943年初，敌情紧迫，晋察冀军区临时接到总部开会电报。司机被派去运伤员，一时找不到替补。司令员杨得志皱眉，政委罗瑞卿刚想调骡车，耿飚已摸出钥匙：“打仗都敢，开辆吉普算什么。”车子起步平稳，刚出易县的小路，他忽然给油，尘土扬起。罗瑞卿抓住车门低声嘟囔：“慢点，沟可深。”话音未落，车头一晃，整辆吉普连人带枪斜栽进路旁水沟，冰水直灌靴筒。好在三人只是湿透，没有一处骨折。回到驻地，伙夫憋笑端来姜汤，军区里从此有了“耿参谋长水中试车”的段子。
耿飚的手不只会握方向盘。时间再往前推，1935年春，中央红军逼近乌江，敌军已在下游布防。摆在前面的，要么硬拼，要么另辟蹊径。耿飚翻出那本随身携带的《工程学》，纸角早被汗水磨得卷起。他把伐竹、绑缆、浮筒计算写满半张牛皮纸，在河边连夜支砌竹排浮桥。36小时后，乌江雾气尚未散尽，第一批船只滑过水面，桥身纹丝不动。毛泽东看后拍拍桥栏，笑着称赞：“真中用。”

能驳河，也能驭马。同年11月，直罗镇捷报传来，会师的队伍在陕北草坡宿营。耿飚那头骡子走失，他跟着牧民钻进草甸，发现一群没人敢碰的烈马。他盯上其中一匹雪白公马，抓尾上鞍，三次被甩进泥坑，脸上全是草根。第四次，他顺势勒住颈脖，终于把马驯服。几天后陈赓敲锣吆喝，比一场跑。马蹄翻飞，半路窜出野兔，杨得志的坐骑受惊，他整个人掀下鞍头，昏迷不醒。耿飚勒马折返，把杨拽上自己马背，赶回医务所，幸而只是软组织损伤。此后杨将军再见那匹马就摆手：“它不是怕兔，是嫌我笨。”
耿飚多面的手艺，大半来自少年时的贫寒。湖南浏阳的小木匠父亲教他修钟表、拉锯刨木；游击岁月里，他自学摄影，背着两公斤重的德制相机翻山越岭，镜头里定格下金沙江岸的火堆、雪山口的旗影。宣传队缺演员，他个头瘦削，鼻梁挺拔，被张爱萍拉去扮蒋介石。罗瑞卿穿长衫在一旁“打电话”，台下战士哄堂大笑，枪声、掌声混在一起，让人一时分不清哪头才是真战场。

长征中，工程技术意味着生存。乌江浮桥后，耿飚被推到前线工程组长的位置。行军日夜兼程，遇沼泽便修栈道，遭断桥就拆庙取梁。许多战士第一次发现，这位枪法凶猛的参谋长还能在篝火旁画桥墩受力草图；他说话带着浏阳腔，讲的是《墨经》里的杠杆原理。有人说他像古小说里的“长坂一条龙”，也有人称他是行走的百宝箱。说法虽夸张，却挡不住事实——从枪械到马匹，再到相机，什么到他手里都能拆开再装回去。
战争转入相持，晋察冀根据地亟需稳固。杨得志打仗犀利，罗瑞卿擅整纪，耿飚负责谋划与交通线。三人分工清晰，却没有官架子：罗政委写材料时常被耿飚抢过毛笔改标点；杨司令深夜探望前线，把山路坐标递给耿飚，让他第二天派工兵去测距。根据地里的炊事班常笑称，这三位隔三差五就要在地图边吵一架，转眼又围炉子分糖。正是在这样的磨合中，八路军在华北站稳脚跟。

话头回到1962年的客厅。徐向前放下茶盏，又问那次落沟后的细枝末节，耿飚挠头：“当时年轻，脚底跟抹了油似的，没注意那截暗沟。”徐帅哈哈大笑，茶水轻晃。窗外梧桐叶落，屋里却因这段陈年旧事而暖意四起。耿飚离开时已是夜色，他没再提自己会不会开车，只把披风裹紧，沿着老槐树下的石板路走远——那背影依旧挺直，如旧日草坡上策马疾驰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