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陈毅腹痛持续两个月才查明病因，81天误诊令医生感到自责！
1971年1月11日傍晚，北京医院手术室灯火通明。切口刚被拉开，主刀医生愣住了：原以为是急性盲肠炎，却迎面撞上一团紧紧箍住结肠的灰白色肿块。场面一度寂静，旁边年轻助手低声提醒：“情况变了。”这句不足十个字，像一记冷水，将所有人迅速拉回战斗状态。
谁能想到，距今仅仅半年前，陈毅还在石家庄疗养院的草坪上翻看《参考消息》，忽觉腹部一抽，凉汗直冒。那天是1970年7月18日，骄阳似火，他扶着长椅，硬撑着走回病房。当地医生给他开了止痛片，说是普通痢疾。张茜的担忧写在脸上，可当时正赶上中央忙于会议，求援始终没能及时派出。就这样，一拖再拖，直至10月底，陈毅才乘专列返京。81天，就像漏水的沙漏，悄无声息滑走。

回到北京后，301医院、北京医院、中南海门诊部轮番检查，B超、钡餐、血常规，几乎所有常规项目排成长龙，却指向同一句话——“功能紊乱，保守治疗”。老元帅脸色越来越灰白，体重悄悄掉了下去。老年人腹痛若仅按“肠胃炎”论处，本就埋下隐患；加之分散会诊，谁也没能把零碎症状串成一条线。直到那场硬闯的手术，真相才赤裸显形——结肠癌。
手术持续五个多小时，麻醉师频频回头看表。既要切除病灶，又要想办法重建肠道通路，器械不全，被临时派去取的血浆也险些来迟。术后第一晚，陈毅高烧40摄氏度，刀口渗血不止，还并发心肌梗塞。护士长回忆，那一夜，他握着氧气面罩，沙哑地说：“放心，我挨过枪子儿，这点疼不算什么。”短短一句，房里所有人都红了眼圈。

感染期退去后，放射治疗提上日程。周恩来亲自找到日坛医院院长吴桓兴，请他“无论如何也要多争取时间”。吴桓兴翻遍病历，发现自7月到10月，陈毅体重骤减20多公斤，他掐指一算——延误整整81天。如果早一步开腹，也许病变范围还能再小一些。夜里十点，陈毅推着输液架准时到达放疗室，他笑着对吴桓兴说：“你负责照射，我负责坚持，咱们配合打赢这一仗。”一句调侃，却透着老兵天然的从容。
春天来了，体温终于稳定。1971年5月1日，陈毅扶栏登上天安门城楼，风还是有些凉，他执意不披外套。次日，他与家人在西城区家中合影，脸上稀薄的笑纹掩不住日渐消瘦的颧骨。医生建议海边疗养，他便与朱德、聂荣臻相约北戴河。三位老帅黄昏散步，海浪翻涌，陈毅信手吟出“平生江海志，今日得稍舒”，聂老拍拍他的肩：“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那一瞬，夕阳映在三人鬓白之间，任谁都看得出，他们珍惜的，是并肩过枪林弹雨的情义。

7月26日，70岁生日。小女儿捧着手抄诗稿朗诵祝寿词，客厅里笑声与咳声交织。陈毅端起半杯米汤，向来宾作揖：“能陪你们说话，就是最大的礼物。”那几周里，他时常翻看地图，关心中美接触新动向，偶尔将目光定格在“中南半岛”四个字，若有所思。
然而病魔并不因乐观而退却。11月6日清晨，一阵呕吐后，他再度昏厥，被紧急送往日坛医院。第二次探查手术证实癌细胞已扩散，胃肠吻合勉强维系营养，只能依赖静脉输液。输液架旁，张茜记下一行字：“11月22日起，仅能进水45毫升。”瘦骨嶙峋的手臂上输液针孔星罗棋布。

1972年1月4日，他醒来，目光清明，吩咐家人取来纸笔。手指颤抖，终是没写下一个字，只断断续续挤出几句：“党中央……红军……一直向前……要胜……”语声低到贴耳才能听见，却像旧日枪声，让在场的亲友噤若寒蝉。1月6日23时55分，心电监护曲线归于平直。
四天后，八宝山。朔风卷起松涛，礼堂内外挤满了身着黑纱的身影。毛泽东缓步入场，在灵榇前驻足良久；周恩来手捧悼词，两度停顿，哽咽难声。席间许多人第一次知道：那场拖延81天的误诊竟是元帅生命坍塌的转折点。大厅里，挽联静垂，“光明磊落一生”八字墨迹，映在老战士的遗像旁。历史自有它的刻度，每个人都明白，这一次钟声敲响的，是一个时代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