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是东京审判开庭 80 周年，这场审判是二战后国际社会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关键事件。

中国作为主要受害国，在审判过程中承担了核心举证责任，当年中国法律人克服极端困难完成的取证与控诉工作，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警示。

1945 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际社会启动对战犯的清算工作，1946 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成立，参与审判的 11 个国家中，中国因遭受日本侵华战争时间最长、损失最惨重，成为举证环节的核心力量。

当时国内迅速组建参与审判的团队，梅汝璈出任法官，向哲濬担任检察官，核心任务是搜集日本侵华战争罪行证据，在法庭上完成对战犯的控诉。

中国团队接到任务时，面临的现实条件极为苛刻，从确定人选到必须赶赴东京履职，仅剩下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梳理日本十余年侵华战争的全部罪行并完成取证，难度非常大。

更棘手的是，日本在战败前后，有组织地开展了大规模销毁罪证的行动，战争期间就严格管控官兵的信件、日记，扣押所有涉及暴行的内容。

战败后更是下令各级部门烧毁作战指令、暴行记录等各类文件，导致大量核心罪证永久灭失，这让取证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

时间紧张加上证据被毁，中国团队只能采取最直接的方式推进工作，向哲濬带领团队成员在国内多地奔走，走访南京、上海、华北等侵华战争重灾区，对接政府机构、民间团体，查阅留存的档案记录，采访大量战争亲历者，整理口述证词。

同时收集当时的新闻报道、影像资料、平民遇难记录等材料。那段时间团队成员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争分夺秒从零散的线索中拼凑完整的罪行链条，赶在出发前整理出了第一批可用于法庭举证的核心证据。

抵达东京后，举证工作的标准变得更加严格，法庭不仅需要日军暴行的直接证据，还要求提供日本高层策划侵略战争的决策证据，以此证明战犯的主观侵略意图。

为了完善证据体系，向哲濬多次往返中日两国，持续补充证据，补充的内容包括日本政府公告、军方作战计划、国际媒体的现场报道等。

这些材料和此前收集的证词、记录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清晰还原了日本从策划侵略到实施暴行的全过程。

东京审判持续两年多，最终成功将东条英机等 7 名甲级战犯定罪并执行绞刑，这一结果离不开中国团队的努力，他们在绝境中搜集到的每一份证据，都成为钉住日本罪行的关键。

如今 80 年过去，日本国内仍有部分势力试图否认侵略历史、质疑东京审判结果，但当年中国团队留存的证据和审判记录，始终是无法篡改的铁证。

这些材料不仅承载着遇难同胞的苦难记忆，更时刻提醒着世人，侵略罪行不能被遗忘，历史真相不容被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