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北台

车停稳时，我已望见了它。在榆林城北约四公里的红山之巅，一座青灰色的方台稳稳地踞坐着，背靠万里黄沙，俯瞰千沟万壑，如山脊上的一枚巨锁，默然而立。东有山海关俯临渤海，西有嘉峪关雄踞大漠，而镇北台居中矗立如龙的脊梁，与前者并称明长城的三大奇观。与山海关、嘉峪关不同，镇北台的建筑时间晚了许多——始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由延绥镇巡抚涂宗浚主持修建，历时一年有余，于次年七月落成。它与前二者鼎足而立，三处雄关险隘共同锁住了万里长城的要害。我此前已经去过山海关和嘉峪关，如今来到镇北台，心中不觉生出一种满足——万里长城的龙头、龙尾和龙心，这一回总算是看齐全了。

门票三十元，不算贵。走入景区，我先在台下的款贡城和易马城遗址间停了一停，仔细端详了许久。

原来，镇北台并非像山海关、嘉峪关那样，是纯粹的军事攻防堡垒。它的修筑，是明代“隆庆议和”与和平互市的产物，是蒙汉两家化干戈为玉帛的历史见证。红山一带紧邻蒙汉边界，贸易往来不绝，文献记载“每年正月过后择日开市”，蒙古人赶着牛羊马匹前来，汉族商人携带布匹绸缎、盐茶烟酒汇聚，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然而互市并非总是太平无事。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蒙古火落赤、摆言太等部多次南下侵扰，破坏互市安定。涂宗浚率军击败入侵之寇，为巩固边防、长久保障边贸，遂奏请朝廷修筑此台，以居高临下之势监控互市，防患于未然。镇北台其实是一座集屯兵、瞭望、指挥作战于一体的军事塞台，既镇守边关，也保卫市场上的和平烟火。站在台下仰望，我不禁想，这座台从诞生之初，便承担着一个特殊的使命——它不单要为战争而守望，更要为和平而站岗。

登台的路是砖铺的，走起来很稳。台体呈正方梯形，内夯黄土，外砌砖石，自下而上分四层逐级内收，总高三十余米，占地面积五千余平方米。四层青砖包砌的墙体规整方正，台顶四周砌着两米高的垛口，垛口之上设瞭望孔，居高临下俯视四方。底层原本环列着守台将士的营房，设有旗帜、鼓、弩、礌石、铁铳、火药等，如今房基尚存，柱础犹在，苔痕斑驳，隐隐透出当年的森严气象。二层台的石券门上方嵌着一块石匾，上刻“向明”二字，笔力端方严整，正是涂宗浚亲笔所书。这位抚台不仅善于用兵，还深谙程朱理学，修过榆林书院，续补刊印过《延绥镇志》，文韬武略兼备，后升至兵部尚书。我想象他当年登台之时，手握边关军政大权，四望山河壮丽，该是何等心境。

继续向上，到达三层和四层，视野豁然开朗。史料载，顶层原本建有一座砖木结构的方形瞭望哨棚，可惜清末时已坍塌，如今只剩平台空空，视野反而更加开阔无碍。

扶着垛口，向四方远眺，我的心境豁然开朗。镇北台东侧是款贡城遗址，那是当年蒙汉官员接待洽谈、举行献纳贡仪式的地方；西南侧是易马城遗址，为蒙汉民间自由互市的场所。两处遗址的夯土城墙历经四百余年风雨，如今只剩断续的版筑土垣静卧荒草之间，但站在这里放眼望去，依稀还能想见当年的场面——“当贡市期，万骑辐辏”，蒙汉百姓穿行其间，热闹的烟火与肃立的旌旗同在。涂宗浚在竣工之后，曾亲笔撰写了《镇北台记》，刻碑存世。碑文中写道：“予念红山边市，去镇城止十里许，当贡市期，万骑辐辏，脱有意外，悔无及。于是题请，因筑为台，下为城。”一段文字，寥寥数语，将筑台的初衷说得明白——不是为了威震北方，而是为了保卫那来之不易的人间繁华。明长城沿线的墩台多为短兵相接的军事所，可这座台却以和平互助的初心，承载了蒙汉民族间以贸易通好的厚重篇章。数百年来，镇北台与万里长城一起承担着延绥镇八百多公里的边防重任，更肩负着缔造祥和边关的使命，因此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台”。

站在这高高的方台上，朔风迎面吹来，干燥而猛烈。四周的景色尽收眼底：东北是款贡城遗址，西南是易马城遗址，南面是榆林古城与现代城区的交错，林网、渠道、杨柳与榆溪河构成塞上江南的景象；向北眺望，原本接天连日的毛乌素沙漠如今已渐渐为绿色覆盖，几代人的治沙努力让无边的黄沙变成了绵延的葱郁，治沙造林七十余年，“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望向东西两侧，明长城的残垣断壁在山梁上蜿蜒起伏，时而隐没在黄土丘陵之中，时而露出一段夯土墙体——那些被风雨剥蚀的残迹，曾经是绵延万里的巨龙四肢与鳞甲，如今只剩下苍凉而倔强的筋骨。

我在台上久久站立，不舍得离去。四百余年来，镇北台矗立于此，见证着蒙汉各族人民的共同生活、共同繁荣，亲历着这片土地从干戈之争走向万族和谐。那些在此处戍守过的将士，在此处议过事的官员，在此处做过买卖的商旅，甚至那些曾在台边拔弦纵歌的牧人——如今都化作历史的尘烟了。台还在，墙还在，风还在吹。它沉默地站着，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将所有的悲欢离合都藏进了青砖黄土之中。

我取出相机，对着夕阳中的方台按下了快门。山海关、嘉峪关、镇北台——万里长城的三大奇观，我终于一一走遍，了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