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大批青壮年人不从事生产、不当兵卫国、不纳税做贡献，那么这样下去，谁也会承受不住。

西晋太康元年，也就是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刚刚平定东吴，统一了分裂近百年的中国。这位开国皇帝为了笼络支持自己的士族阶层，颁布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品官占田荫客制。

这项制度规定，从一品到九品的官员，都可以按照品级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还能荫庇一定数量的亲属和依附人口。这些被荫庇的人，不用向国家缴纳赋税，也不用服徭役和兵役。

按照法令，一品和二品官员最多只能荫庇十五户佃客，三品十户，往下依次递减，到九品官只能荫庇一户。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那些世家大族根本不把朝廷的限额放在眼里，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大肆兼并土地，隐匿人口。

很多普通农民为了逃避沉重的国家赋税和徭役，也主动投靠到士族门下，成为他们的佃客或者奴仆。《晋书·王恂传》里记载，当时太原一带的豪强，甚至用匈奴胡人做田客，多的有好几千人。

石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父亲石苞临终前分家产的时候，唯独没有分给石崇。石苞说，这个儿子以后自己能挣到大钱。果然，石崇借着品官占田荫客制的机会，广置田产，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他的庄园里有奴仆八百多人，水力舂米的水碓就有三十多座。这些奴仆和佃客，全都不用向国家纳税，也不用去当兵打仗。他们所有的劳动成果，都归石崇一个人所有。

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人口从国家的户籍上消失了。他们不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变成了士族的私人财产。国家能够控制的人口越来越少，财政收入自然也就越来越紧张。

可是朝廷的开支却一点也没有减少，皇室的奢侈浪费，官员的俸禄，还有军队的给养，都需要大量的钱财。没办法，朝廷只能把越来越重的赋税和徭役，压在那些还留在户籍上的少数农民身上。

这些农民本来就已经很贫困了，现在负担更重。很多人实在撑不下去，只能也选择逃亡，投靠士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国家控制的人口越少，赋税就越重；赋税越重，逃亡的人就越多。

到了后来，甚至出现了"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荒唐局面。很多地方的户籍上，只剩下几户人家，却还保留着州郡的建制。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里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训。一个国家的根基，永远是那些辛勤劳作、纳税当兵的普通百姓。如果这个根基被掏空了，那么再强大的王朝，也会像建在沙滩上的城堡一样，随时都可能倒塌。

西晋王朝看似统一强大，表面上还出现了"太康之治"的繁荣景象，可实际上，它的根基已经被蛀空了。

国家没有足够的兵源，只能依靠那些宗室诸王的私人军队。晋武帝司马炎为了防止曹魏那样被权臣篡权的事情发生，大封同姓子弟为王，给了他们很大的兵权。

他以为这样就能让司马家的江山永固，可他没想到，这些手握重兵的诸侯王，后来却成了王朝最大的掘墓人。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他的儿子司马衷继位，就是历史上那个有名的晋惠帝。这位皇帝天生智力低下，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国家。

有一次，地方上发生饥荒，百姓没有饭吃，很多人都饿死了。晋惠帝听说之后，竟然问大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这样一个皇帝坐在龙椅上，朝廷的大权自然就落到了皇后贾南风的手里。

贾南风为了独揽大权，开始诛杀异己。她先是联合楚王司马玮，杀死了辅政大臣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又反过来杀死了楚王司马玮。她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其他诸侯王的不满。公元301年，赵王司马伦起兵攻入洛阳，杀死了贾南风，自己当了皇帝。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其他的诸侯王都不服气，纷纷起兵讨伐司马伦。一场持续十六年的大混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在这场混战中，西晋的宗室诸王相互攻杀，把整个中原地区变成了一个大战场。洛阳、长安这些曾经繁华的都城，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那些被士族隐匿起来的青壮年，本来以为投靠了豪门就能过上安稳日子。可他们没想到，战乱一来，谁也躲不过去。诸侯王们为了扩充自己的军队，到处抓壮丁。不管你是士族的佃客还是奴仆，只要是青壮年男子，都被拉去当兵。很多人在战场上白白送了性命，侥幸活下来的，也大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西晋王朝的国力，在这场无休止的内战中被消耗殆尽。朝廷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全国的局势，也没有能力抵御外来的入侵。那些居住在北方边境的少数民族，看到西晋王朝如此虚弱，纷纷起兵反晋。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起兵，建立了汉赵政权。随后，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也相继起兵，中原大地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

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晋王朝，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灭亡的边缘。它的灭亡，不是因为外敌多么强大，而是因为它自己从内部烂掉了。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青壮年都不再为这个国家做贡献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灭亡，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历史的教训，总是这样沉重而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