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中将韩任民的亲生儿子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共罪名执行枪决，他闭门默然三日三夜不吃不喝，随后亲手将蒋介石为他安排的所有退路悉数斩断。

第四天清晨，韩任民书房的木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韩任民眼窝深陷，胡茬爬满了下巴，整个人看起来比三天前苍老了不止十岁。

蒋介石派来的成都专员已经在客厅等候了整整一夜，专员手里捧着一个黄绸包裹的木盒，见韩任民出来，连忙快步迎了上去。专员双手将木盒递到韩任民面前，说这是蒋介石特意命人从重庆空运过来的，里面有高级将领珐琅勋表，一张飞往台湾的专机头等舱机票，还有蒋介石亲笔题写的字条。

韩任民面无表情地接过木盒，打开看了一眼。他先拿起那张写着“忠党报国，共勉此心”的字条，双手用力一扯，字条瞬间被撕成两半。

接着韩任民拿起那张机票，连同撕碎的字条一起揉成一团，狠狠扔在地上，又用脚碾了几下。最后韩任民抓起那枚珐琅勋表，猛地砸向客厅的青砖地面，珐琅碎片四处飞溅。

韩任民声音嘶哑地对着专员说，蒋介石杀了韩任民的儿子，现在想用一张机票收买韩任民，韩任民不要任何退路，从今天起和国民党一刀两断。

专员吓得脸色惨白，连滚带爬地跑出了韩家大院。在场的国民党军官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出声。他们都知道，韩任民做出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积攒了大半年的绝望终于爆发。

韩子重是韩任民唯一的儿子，1938年16岁时考入成都协进中学，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4日，17岁的韩子重瞒着家人，独自离开成都前往山西，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一分校学习军事。

韩子重在抗大学习刻苦，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份山区作战图作业后来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1939年底韩子重毕业，被分配到晋东南抗日前线，一边参加对日作战，一边兼任《太南日报》战地记者，采写了大量反映抗日军民斗争的稿件。

1940年韩子重奉命返回四川，担任中共川康特委军事系统负责人。1947年韩子重利用韩任民的关系，进入国民党四川省军管区任少校参谋，在军管区内部建立秘密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在酒桌上，韩子重端着洒杯和国民党军官推杯换盏，酒席散后就把套取的军事情报交给地下党。1948年夏天，韩子重和张学云、黄子万等人一起打入国民党罗广文部任中校营长，在官兵中宣传进步思想，秘密发展党员。

1948年9月，韩子重作为川康特委代表，秘密前往香港参加中共南方局召开的军事会议，学习中央最新指示，汇报四川军运工作进展。1948年10月韩子重返回成都，加紧筹备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

1949年1月，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甫被捕叛变，供出了川康地区地下党组织的大量名单。1949年1月26日，也就是农历腊月初七，韩子重在成都烈武中学操场给学生示范刺刀操时，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当场逮捕，随后被转押到重庆渣滓洞监狱。

特务对韩子重动用了老虎凳、电刑等多种酷刑，但韩子重始终没有吐露任何关于地下党的信息。得知韩子重被捕的消息，韩任民急得一夜白头。韩任民放下陆军中将的身段，四处托人找关系，提着装满金条的皮箱挨个拜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头目。

韩任民甚至表示，只要能放了韩子重，韩任民愿意交出所有兵权，辞去一切职务，带着韩子重回老家种地。但特务们都以韩子重是钦定政治重犯为由，拒绝了韩任民的所有请求。

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还亲自找到韩任民，当面指责韩任民把军管区变成了共产党的窝子，说韩子重将军用密码和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交给了共产党，还威胁韩任民本人也是共产党嫌疑犯。

韩任民听后怒不可遏，当场和徐远举吵了起来。1949年1月底，韩任民愤然辞去了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的所有职务。

辞职后的韩任民一心扑在营救韩子重的事情上，几乎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和资源，但始终没有任何进展。1949年12月初，一份从重庆发来的绝密电报送到了韩任民手中。

电报上是重庆渣滓洞“11·27”大屠杀的遇难者名单，韩任民的目光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扫过，最终停在了“韩子重，男，27岁，就地枪决”这一行上。韩任民拿着电报的手止不住地发抖，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慢慢走进书房，反锁了房门。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不仅失去了民心，也让曾经对它忠心耿耿的将领们彻底寒了心。

撕碎蒋介石送来的机票和字条后，韩任民立刻召集了自己手下所有的心腹将领。韩任民站在作战地图前，告诉在场的所有人，蒋介石大势已去，四川已经守不住了，不能再让兄弟们白白送死。

韩任民下令，立刻封锁所有消息，稳住部队，坚决拒绝执行胡宗南下达的破坏成都城市和工厂的命令。随后韩任民开始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威望，暗中联络其他川康地区的国民党将领，同时秘密派人出城，和城外的解放军部队取得联系。一场改变成都命运的行动，正在悄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