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曾联松曾设计了两种国旗方案，却因一念之差与国旗创作者荣誉擦肩而过
1949年7月15日清晨，《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一则醒目的启事：全国公开征集新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天光微亮，报童的吆喝声掀开了一个特殊的夏日——从船厂到茶馆，从课堂到弄堂，无数普通人拿起纸笔，要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画上一抹独特的红。
北京的中南海里，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连轴开会。叶剑英主持、周总理把关，秘书彭光涵抱着一摞摞资料，脚步匆匆。时间只剩七十多天，国旗必须在九月底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拍板。室外蝉声聒噪，屋内汗水淌个不停，大家梳理出四类设计方向：山川江河、传统图腾、革命标志，以及以五角星为核心的“红地黄星”方案。

千里之外的上海，曾联松下班后拎着一包油光纸和浆糊回到里弄。灯泡发黄，他裁纸、剪角、比对比例。多年前，他爱画山水；七七事变后，他扛起救国宣传板。战争让浪漫变成责任，他写信给友人，劝对方“科学可以救国，图案也能”。那晚，他抬头望到夜空，“盼星星盼月亮”忽成一句自语：如果把纷乱的星星排成秩序，是不是就像把各阶层拧成一股绳？
灵感落纸。红底象征热血与牺牲，一颗大五角星居左上方，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围拱，尖端对准中心，寓意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紧紧团结。黄色选用，是因为五千年华夏自称炎黄子孙。第一幅完成后，他又画了第二幅——在大星中心加上镰刀斧头，担心单纯的星形不够鲜明。邻居陈树三端详许久，说道：“这斧头压得慌，少了张力。”曾联松笑了笑，“得不得奖，改天请你喝两杯。”简单两句话，成为整个故事里唯一被记下的对话。

8月初，两幅样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寄往北平。偏偏就在那一刻，他把编号写在了带镰刀斧头的版本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操作，后来被他称为“意外的决定”。数日后，第六小组收到2992件作品，工作人员把相近图案归入一类。曾联松的方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放进了最让人眼前一亮的那摞。
9月23日，政协代表分组讨论。有人偏爱在旗面加一道金色横杠，称可示黄河长江；也有人担心那条杠像“把国土切开”。张治中举起草图说：“中间横一根金箍棒，像孙悟空治妖，未免生硬。”发言场内哄然，但谁都知道，时间已容不得更多反复。那天晚上，毛主席与周总理在丰泽园听取汇报，对着“复字三十二号”沉思良久。毛主席说，镰刀斧头可以放到国徽上，国旗要让全国人民一眼认出团结。“去掉斧头，这面旗子更简洁。”

9月25日晚的座谈会上，意见浮动终于归一。有人提议再改颜色，有人考虑版面比例，终究没再翻起大的浪。两天后，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投票通过：红地五星，上大下小，星尖相向。现场掌声持续良久，这面旗帜从此写进法律、飘上列车、登上青藏高原，也刺进无数老兵的胸章。
曾联松当时正在上海电台值夜班，同事冲进播音间递来电报，他怔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自己的作品获选，却是删去镰刀斧头的那个版本。中央随后寄来五百万元旧币奖励和请柬，请他赴京观礼开国大典。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东侧，望见那面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在秋风里猎猎作响。后来有人问他遗不遗憾，他摇头：“设计归设计，国家的决定高于一切。”

回看半个世纪前的那段流程，三个细节常被忽略。一是公开征集的决定，让从木刻家到邮差的声音都能进入北京饭店的会议室；二是全过程留下了编号、会标、票决记录，任何一幅方案何时被淘汰都清清楚楚；三是最终方案内容虽简，却包容了革命传统与社会各阶层，既突出领导核心，又不遮蔽人民主体。恰恰是这三点，使国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共识。
历史喜欢和偶然开玩笑。曾联松在寄稿时随手的取舍，让他在官方文件中被称为“主要设计者之一”，而非“原创者”。然而，若没有他那晚抬头看见的繁星，没有剪刀、浆糊和油光纸的反复试验，五星红旗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呈现在世人眼前。设计的舞台只占他人生的短短两月，却足以让一个普通经济工作者的名字，与新中国的清晨一同被写进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