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晚年曾透露，若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中央其实早就准备了一道关键杀手锏！
1936年11月8日清晨，河西走廊薄霜发亮。徐向前打开密封电文，只见寥寥数行：“遇险则东出冀豫晋，渡黄河，入皖鲁，再循鄂豫皖、鄂豫陕一线转回西北。主力不可恋战，务求保存。”他愣住，只对身边参谋低声说了五个字：“又要走长征？”声音里带着难掩的震惊。
消息传到各部，官兵先是一片错愕。长征才结束一年，脚底的血泡刚结痂，如今陕北又被数十万国军围住，胡宗南主力一步步逼近，粮秣见底，冻疮蔓延。南方来的战士对黄土高原的寒风始终不适应，非战斗减员大幅增加，连马都在粗糙草料中掉膘。再挨下去，哪怕没有一颗子弹，饥寒也足以击溃队伍。

与此同时，南京方面并非按兵不动。早在华北事变后，美苏都劝蒋介石暂缓内战以应付日本，但蒋的算盘很清楚：先逼红军就范，再集中力量对付外患。于是，“谈”与“打”被捆在一起——表面递话，暗里加兵。
谈判的火种最初点在莫斯科。邓文仪与王明碰面，留下一条并不牢靠的绳索；宋庆龄又托董健吾从香港辗转北上，传递信息；而上海这条线最为关键。7月起，潘汉年与陈立夫隔三差五在沧州饭店碰头，茶盏里的热气掩不住桌底的试探。陈立夫先抛出宽厚条件：红军可保留两三个师，区域自治，中央政府派员接管财政。听上去似乎有得谈，但局势很快翻脸。
10月18日，张学良向叶剑英递来一封密电，寥寥一句：“南京决定以兵压和。”这句话像石头落水，打破最后的宁静。11月10日，上海再会，陈立夫的条件已变成“红军缩编为3000人，师长以上一律出洋，地方政权全部解散”。潘汉年抿了口凉茶，只回了一句：“条件太狠，回去好好想想吧。”

谈不下去，枪声就会替人说话。中央的新指示因此出现：如果胡宗南封死陕北缺口，就把主力引向中原——这是一次大迂回，也是一场豪赌。河西的徐向前部负责西线牵制，主力则东进，沿途发动群众，扩充兵员，以流动取生存。不得不说，这套方案与一个月前被迫搁置的宁夏战役计划并非孤立，而是同一思路的转折。
然而，战争从不按剧本走。11月17日，彭德怀指挥的山城堡战役打了个漂亮伏击，一口气吃掉胡宗南部一个旅，俘虏千余人，连电话机都缴了整套。消息传来，敌围剿部队动作顿缓。西线与中央通讯里只剩四个字：局势可缓。

接着就是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局势重新洗牌。蒋被迫同意停止“剿共”，释放政治犯，准备抗日。对陕北来说，几十万大军突然成了“静观部队”，漫天炮火瞬间熄灭，“二次长征”计划自然归档。徐向前后来回忆，当时文件被他小心塞进挎包夹层，一路辗转，却再也没有派上用场。
有意思的是，一旦外部压力缓解，秘密谈判又转向公开的抗日统一战线。此前辛辛苦苦铺设的多条联络管道，在新的政治氛围里反而显得顺畅。陈立夫口中的那份苛刻条件，也像写在沙滩上的字，被历史浪头抹去。

回看这段不到两个月的折返：谈判崩紧、战略后撤、山城堡反击，再到西安事变翻盘，每一步都踩在钢丝上。若非那场战役赢得喘息，若非西安事变突如其来，河西河东的行军序列或许真会再度踏上征程。更惊人的是，彼时官兵对这套“备用方案”几乎一无所知，直到多年以后，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才淡淡写道：“中央留有后着，以防万一。”
历史没有假设，但它留下的草图足够清晰：红军在最暗淡的日子里，同时握着谈判和长征两张牌。一张桌上谈判，一张山路行军，最终能用哪张，并非单纯靠意志，而是由战场和政治的多重力量共同推到眼前。那年冬天，北风呼啸，却没能把队伍再次吹离黄土地，这本身便是一场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