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晚年贪财好利，他搞贪腐有一个特点，绝不让送钱的人吃亏，因而在官场获得了“取之有道”的“美誉“。当时官场流行一段顺口溜：“涂宗瀛偷窃；刘秉璋抢掠；潘鼎新骗诈；惟李瀚章取之有道。”

李瀚章能在晚清官场一路顺风顺水、身居高位，离不开两大底气：一是弟弟李鸿章的权势撑腰，二是自己早年跟随曾国藩历练攒下的资本与声望。

李瀚章出身拔贡，早年被曾国藩招致麾下，负责湘军的粮饷营务统筹，堪称湘军的“后勤掌舵人”。

曾国藩曾高度评价李瀚章，称其才识高远、性格正直，处世圆滑通透，办事扎实细致，是自己得力的左右手之一。

靠着这份过硬履历，李瀚章一路平步青云，先后出任湖南巡抚、浙江巡抚、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等要职，其中数次担任湖广总督，是晚清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他的贪腐之路，也随着权力的提升逐渐走向顶峰。

晚年的李瀚章，早已没了早年的勤恳务实，一门心思扑在敛财上，但他的贪腐有着自己的“底线”和“规矩”：不贪不义之财，不做失信之事，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绝不让送钱的人吃亏”。

这与顺口溜里另外三位官员的贪腐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涂宗瀛贪腐向来鬼鬼祟祟，像小偷一样暗中操作，曾被御史弹劾利用职权侵占田产，还把贪来的银子藏在花盆底部，伪装成盆土运回家乡，途中偶遇彭玉鳞，情急之下只能谎称是修桥补路的善款，最后只能被迫用这笔贪腐所得修了桥梁道路，留下一段啼笑皆非的往事。

刘秉璋的贪腐则更为直接粗暴，靠着手中权力强行抢掠，毫无底线可言。

潘鼎新则擅长花言巧语骗诈，骗到钱财后便翻脸不认人，毫无信誉可言。

李瀚章的“取之有道”，藏着满满的官场精明。

有一位盐商一心想要垄断江淮地区的盐引，特意备了一万两银子登门求助，可李瀚章当场拒绝，还耐心告知盐商：“我可以帮你疏通各方关系，多争取一些盐引份额，你只需补上合理的差价就好，一万两银子实在太多，我不能收。”

没过多久，李瀚章便兑现了承诺，帮盐商多争取到三成的盐引份额，而盐商最终补上的差价还不到两千两。

这件事之后，盐商对李瀚章感恩戴德，逢人就夸赞他办事公道、不贪不占，“给多少好处办多少事，从不虚情假意”。

还有一位道台一心想要调任广东任职，特意送了三千两银子向李瀚章请教，李瀚章却真心劝诫他：“广东气候湿热，对你的身体十分不利，你家中还有老母亲需要照料，不如调任江苏，不仅距离家乡更近，方便尽孝，而且当地的油水也更为丰厚。”

后来，这位道台听从了李瀚章的建议，果然如愿调任江苏，既尽了孝道，又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对李瀚章愈发感激，之后时常登门致谢。

其实，李瀚章的“取之有道”，本质上就是一种高明且隐蔽的权钱交易。他收礼有自己的原则：办不成的事情坚决不收礼，只要收了礼，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去办，还会尽量让送礼人得到超出预期的回报。

除此之外，李瀚章还深谙官场生存的门道，懂得“利益共享”，每年都会按时给京城的王爷、六部官员以及同乡京官送上“冰敬”“炭敬”，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慢慢织起了一张庞大而牢固的官场关系网，这也让他的贪腐行为有了坚实的“保护伞”，得以安然无恙。

曾经有一位御史看不惯李瀚章的所作所为，想要上奏弹劾他，却被吏部尚书拦下，并意味深长地告诫道：“李瀚章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插手，他收的礼、帮的忙，官场里的人几乎都沾过光，你弹劾他，就等于得罪了一群人，最后只会自讨苦吃。”

就这样，李瀚章的贪腐行为一直无人敢管，直到一场赌捐风波，才终结了他的贪腐生涯。

光绪二十一年，李瀚章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广东地区一直有闱姓赌捐的旧例，按照旧例，赌捐的四成需上缴朝廷，作为军饷使用。

时任广东巡抚马丕瑶认为赌捐败坏民间风气，上奏朝廷请求革除赌捐，禁止民间赌博，可李瀚章却上奏朝廷，请求沿用旧例，将赌捐所得用作海防经费。

这一举措立刻引发舆论哗然，朝野上下纷纷指责李瀚章为了敛财不顾民间风气，李瀚章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只能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回乡休养，正式结束了自己的官场生涯。

回到安徽合肥老家后，李瀚章并未因辞官而失势，凭借着早年积累的庞大人脉和“良好口碑”，依旧受到各方人士的礼遇。

光绪二十五年，李瀚章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朝廷得知消息后，追赠他谥号“勤恪”，称赞他“老成练达，办事勤能”，按照总督的规格给予抚恤，还将他任内的所有处分全部撤销，甚至提拔了他的两个儿子，李瀚章最终得以“善终”。

这段奇葩的贪腐往事，看似是李瀚章个人的精明，实则揭露了晚清官场的腐朽与黑暗。